江苏是“文学大省”，名家众多，在全国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也多。余一鸣似乎有点“例外”：相比于省内其他作家，他的创作数量实在不多，作品也不是大部头式的，但他在省内外的影响的确是越来越大。而且，他在省内“出名”和省外被广泛关注，则是新世纪以来十多年间才发生的事。比如，我在编选《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2010年中篇小说卷》a时，阅读到他的《不二》——无论对东牛、秋生等极具时代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对当代中国转型时期时代精神、社会候症的极富艺术个性地整体展现，都给我以极为不同寻常的阅读印象——并因之而记住了这位江苏作家的名字：余一鸣。近些年，他在《人民文学》 《北京文学》 《作家》 《钟山》等刊物上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极具现实感、带有极强反思性和评判性的小说，更是引人瞩目。
一般而言，对同步于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描写与表达，无论个体的自由度、审美空间的拓展、艺术形式的创新，还是达成与读者默契的接受度，都要难于对历史的书写，因而，讨巧的作家善于绕过“当下”而聚焦“历史”，而不愿触碰这些向来不易获得灵感，或者虽有灵感但出力不讨好，或者因种种禁忌而不能深入展开的现实题材写作。当然，这种回避现实、逃避责任的现象也有创作主体上的深层原因，即王彬彬所言的作家在面对现实时的“审美休克”：“作为一个作家，面对现实时精神上的无所适从，无法把握太复杂的现实，无法从现实中理出一种头绪，无法对现实产生审美兴奋。既然现实不能在美学的意义上刺激作家，既然不知道应该怎样以小说的方式叙述现实，那就从现实面前转过身去，从过去的年代寻找创作的题材，毕竟，把握过去比把握现实容易得多。b”但当作为“精神之子”和“时代之子”的作家纷纷逃离当下或有意回避现实，这种现象是极为不正常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余一鸣及其带有现实感、反思性、批判性的创作就显示了其在当代文坛现场中的典范价值。
如今，余一鸣的主业是教学（中学语文老师），业余是小说创作，这既是生活与职业上的互补或调剂，也是使命与精神上的诉求或皈依。因此，长年累月的教师生涯、耳濡目染的学校生活、多彩多姿但也浮躁冒进的教育进程，注定成为其思考的對象与创作的素材。由于作者对教育界种种人、事及其相互关系烂熟于胸，对各色人物因“教育”（入学、招生、评职称、有偿家教、出国留学、教育产业化等等）而引发的日常生活变动、心理与精神上的变化也非常谙熟，因而这种题材的小说在余一鸣笔下似乎显得得心应手。以文学（小说）方式反映当下教育现状，揭示当前教育问题，并以客观的描写、冷静的反思、理性的批判赋予这种“反映”与“揭示”以强烈的现实感和启蒙意识，这是其作为作家在介入和处理教育现实问题时的突出方式。事实上，也正是在其发表《愤怒的小鸟》 《种桃种李种春风》 《漂洋过海来看你》 （即“教育三部曲”）后，他在当前教育题材小说创作领域中的地位与成就才得以凸显出来。
从整体上看，以近于非虚构方式呈现教师、家长、学生在变异的应试教育怪圈中的非常态状貌，以真挚的人文情怀表达作家对教育现状的内心悲愤和对前景的深深忧虑，以小说方式尝试思考和处理敏感而又复杂的教育问题，则是“三部曲”最为明显的价值趋向和最为珍贵的艺术品质。“三部曲”涉及到了教育界当前最为普遍存在着的事关千家万户的热点而敏感的社会问题。但在此过程中，他又不满足于平面的肤浅的反映与描写，而总是将问题的探索指向深处，引向本质，并从人物的遭遇中揭示问题所在。这种诉求是借助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实现的。
在《种桃种李种春风》中，大凤为了儿子能上“一初中”，想尽了一切办法：先是进前文教局陈书记家做保姆，希望他能出面解决儿子入学问题，发现陈书记连自己的外孙都不管后，又转而花费巨资求助于一专营指标生的“大有公司四分部”，还为此交了一万元定金，并辞掉陈家保姆而宁愿到一初中餐厅做临时工，后来甚至不惜出卖色相——先后与罗大厨、吕一平发生关系——以求得入学指标。她无视经济条件，放逐伦理道德，屡屡突破底线，举动几近疯狂！生命的不堪承受之重，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导致的另类景观，在此得到充分展现。毫无疑问，作为家长的大凤是无辜的受害者，但她无力扭转这种局面。我们不仅要问，大凤为什么非得要儿子上“一初中”呢？当然，这里既有家族的原因，即受爷爷徐秀才及其家训（“耕读传家躬行久，诗书继世雅韵长”）的影响，以及要实现爷爷的遗愿使然：“一定要让你和小帆的孩子考大学，考清华北大。”也有人性原因，即由于大凤当年高中连考五年都不中，最后连高考资格也被剥夺，从而殷切期待这种未竟之事在后代这里得以实现。然而，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整个社会环境使然，即大凤若采用常规入学方式，是无法完成使命的，而要实现目标，就得不惜任何手段、任何方式。教育与现实的冲突，人性与自我的悖论，在此得到相当充分地展现。
在《愤怒的小鸟》中，自称“新新人类”的金圣木厌学、逃学，痴迷游戏，自绝于现实，并在自己的游戏世界里形成了一种与现实格格不入的人格。他自动划开了与现实世界的界线：“我讲的道理不是你们的道理，我和你们不是一个人类。”他越来越远离正常人性，为了玩游戏，他可以“放弃一切尊严，哪怕做钱壮飞的孙子的孙子”。他最终蜕变为可怕的冷漠“杀手”，面对郑婷婷的意外死亡，他何等冷静，且毫无人性：“也不是坏事，这妮子长大了又是我一宿敌。网上的宿敌不消灭，天下不太平。网下的宿敌不铲除，耳根不清净。”虚拟世界里的金圣木与现实世界里的金圣木判若两人，其性格上巨变及对他人态度的极端冷漠，给人的感觉是冰冷而触目惊心的。
很明显，无论大凤的遭遇，还是金圣木的蜕变，其因都与当下不合理的教育体质、机制有关。这里似乎不仅又一次传达出一种久违了的“救救孩子”的呼声，也传递出了“救救家长”的声音。这也是《种桃种李种春风》 《愤怒的小鸟》所揭示的最为沉重的主题。这里分明昭示出一种揭露与批判、抵制与呐喊的内在启蒙模式。它让人惊醒、深思！由此看，强调作家的担当与使命，突显文学的社会认识功能，并在文学与启蒙纬度上开掘与表达作为“主体”的“人”在社会进程中的全部丰富性与复杂性，这也是深受“新时期文学”影响的作家与1990年代末期走上文坛的“新生代”小说家的最明显的不同之处。而及时地并富有深度地介入社会，善于也敢于直面敏感而尖锐的现实问题，并在与其深入互动与对话中，确立“自我”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性、能动性，这也是深受“新时期文学”熏陶或锻炼的作家所具有的珍贵的人文品质。他以深刻的思想进入小说，并以一种统摄性的力量或规约着人物言行，或主导着情节演进，或辅助于社会风貌的整体呈现，这在新世纪以来的创作中并不多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关注和研究余一鸣这类作家在1980年代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对其早期文学历程和精神谱系的梳理，有助于进一步研究作家在新世纪创作活动中的审美思想及其修辞实践。事实上，他与新时期文学传统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对其写作产生的内在影响，早就有学者给予关注与阐释：“他保持了文学写作关注当下的当代传统，使他在新世纪的写作能够与新时期的文学精神接续上了血脉;他的批判立场则使他的小说能够承袭更为深厚的文学脉传，成为一种自觉担当社会使命的思想性写作。c”他以“小说”这种方式思考或处理当前教育问题，正是其“自觉担当社会使命”的集中体现。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新时期文学精神被余一鸣继承并再次予以充分实践，中间虽经受1990年代以来消费文化的考验，但在新世纪语境中依然被其奉为圭臬。这也充分表明：“1980年代”作为一种精神资源或实践方法，内在而深远地影响着余一鸣自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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