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学以诗格为中心，堪称“规范诗学”。诗学“规范”意识，从“自然英旨”到“辞条文律”，“永明体”肇其端，至李唐而集其成，格律诗遂成为唐诗代表。唐人诗格，或取便科举，或训导初学，一旦掌握，多予鄙视，故此类文献虽盛极一时，终不免零落四散。诗格研究其初皆在文献整理，至于理论探讨则颇多未及。李江峰《晚唐五代诗格研究》一书，以晚唐五代诗格为对象，既补苴文献研究之不足，又阐发特殊概念之内涵，虽百尺竿头尚有可进，一马当先已导夫先路。他日以东亚诗学为视野，以日韩诗格为参照，自然别有一番境界，学界可期待焉。
——张伯伟（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和唐代文学研究相比，唐代的文学理论研究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要稍逊一筹，其中的原因，大约和唐代文学批评文献的缺乏不无关系。胡小石先生说：“假如要编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各朝均容易收辑材料，只有唐代较感困难，因为当时论文书籍都未能流传至今。”（《中国文学史讲稿》）而在有限的文学批评资料中，作为诗学核心的诗格类文献，却由于论题琐碎且难以解读，一直未能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在现有的诗格类文献中，理论性较强的著作如崔融《唐朝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皎然《诗式》等一直是理论界的关注重心；而数量众多、作为第二个“盛兴时代”的晚唐五代诗格，却由于“内容琐碎粗略，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一直备受冷落，鲜被触及。当然，这并不能说明晚唐五代诗格不存在深入研究的必要。众所周知，被目为“百代之中”的中唐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转关，晚唐五代紧随其后，自然也处在这种风气转换的时代之中。它一方面是唐代诗学的余波，另一方面已经逗漏出些许宋代诗学的消息来。这也正是它值得研究的价值之所在：“研究唐代文学批评，最应当着眼的，是看他们转变风气的地方。唐代文人，一方面结束六朝以前，一方面又开启宋代以后。此朝实为中国古今文学变化之枢纽。”（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
当然，要对晚唐五代诗格进行深入彻底的研究实际上并非易事。这其中，最重要实际上也是最困难的，就是對这些基本文献的细致考辨与适当解读。值得欣慰的是，李江峰的《晚唐五代诗格研究》做到了这一点。细读这本洋洋40万字的晚唐五代诗格研究著作，最能给人深刻启示的，莫过于作者以文献学为基础进行理论构建与阐发的治学方法。
理论研究者需要扎实的文献功底
程千帆先生曾谓：“文学研究，应该是文献学与文艺学最完美的结合，文学研究首先要有文献学作基础，有什么材料说什么话，这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巩本栋《程干帆沈祖棻学记》）《晚唐五代诗格研究》一书正是在这种研究框架下展开：除绪论、附录外，全书内容分作上、下篇。其中上篇七章为全书主体，属理论阐发；其余三部分中，绪论对晚唐五代诗格存佚情况的考证，下卷三章对旧题贾岛《二南密旨》著作权问题的考辨，对《二南密旨》《风骚旨格》全文的细致解读，以及附录部分对宋代两种诗格著作的辑佚与考证，皆属文献学范畴。也正是由于这种扎实的材料，才能使上篇的理论阐发植基于可信的文献基础之上。此略举几例以见其一斑。
首先是关于《诗中旨格》作者王玄的考证。按《诗中旨格》主要包括“示人以美刺之法”的“诗格”部分和给皎然《诗式》“辨体有一十九字”配上晚唐五代人诗句的“拟皎然十九字”部分。由于后一部分可能曾别出单行，所以《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题“正字王元撰”的“《拟皎然十九字》一卷”。据《吟窗杂录》和《直斋书录解题》，该书作者或题王玄，或题王元，皆以“正字”为字。关于王玄生平，《晚唐五代诗格研究》考证道：“王玄生平，罗根泽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和张伯伟师《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均未细考。今从《直斋书录解题》和《吟窗杂录》所题作者看，王玄亦名王元，正字或是其字。”并结合《全唐诗》对《听琴》一诗同收于王玄、王元名下的处理以及《诗话总龟》卷十“雅什门”引《郡阁雅谈》中有关王元的记载和《十国春秋》卷第七十五《王元传》《廖融传》的相关记载，最终确定其生活时代应为“五代宋初”，“《诗中旨格》所引诗例，绝大多数出自晚唐五代；而作者的好友廖融，‘约卒于雍熙（984-987）间’，其余几位相与唱和的诗人如任鹄、王正己、凌（陆）蟾，也大致在同一时期。”
另外是关于旧题贾岛《二南密旨》“论六义·风论一”的绎解。“六义”本是传统的经学命题，唐五代诗格中亦多见此类论述，举凡旧题王昌龄《诗中密旨》、皎然《诗议》、旧题贾岛《二南密旨》、齐己《风骚旨格》、徐夤《雅道机要》等诗格中皆有此条目。诗格中的“六义”，表面上虽是沿袭经学术语，然在具体阐释中却多是别立新说，与传统经学内容大异其趣；更令人迷惑的是，由于离开了当时的诗论语境，我们几乎很难明白这些论述的具体意指所在。即如《二南密旨》“论六义·风论一”：“风者，风也，即与体定句，须有感，外意随篇自彰，内意随入讽刺，歌君臣风化之事。”对于不熟悉晚唐五代诗格的读者，阅读起来显然具有不小的难度。对此，《晚唐五代诗格研究》给出了颇为翔实可靠的阐释。作者先备引《诗大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的原文及唐陆德明《音义》所引崔灵恩注，指出“‘风’即‘教’，是从政令之传播教化的角度做的解释”这一传统经学阐释的基本实质，并以此解释了《二南密旨》“风，风也”的理论来源，然后指出：
与体定句即因体定句，指根据整首诗的体貌风格决定句的选择与写法。须有感是要求诗之作必须有感而发，然贾岛这里所说的有感是有特定意义的，即指诗之作必须关乎政治教化，即“君臣风化之事”。外意，相当诗歌通过描摹物象所形成的表面意义，如《硕鼠》一诗，其表面是对贪吃的大老鼠的控诉，贾岛所谓“外意”，当是指此。按论诗分内、外意是晚唐五代诗格的特点，以这种理论论诗以旧题白居易《金针诗格》为最典型，其“诗有内外意”云：
一曰内意，欲尽其理。理，谓义理之理，美、刺、箴、诲之类是也。二曰外意，欲尽其象。象，谓物象之象，日月、山河、虫鱼、草木之类是也。内外含蓄，方入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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