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2011年正式开始写年终读书总结，至今已坚持好几个年头了。现在想想，这种坚持似乎有点意思，又似乎毫无价值。有点意思是觉得通过年终盘点，还能知道自己吃过几碗干饭，喝过多少顿疙瘩汤；但这路文章，行文简显浅，雨过地皮湿，自己写得不过瘾，别人读了会笑话，如此这般，还写它做甚？而且，写得越多，暴露得就越多；暴露得越多，就越会被人指指点点：您瞧瞧，刘项原来不读书嘛！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唐代诗人章碣的诗句，也是我近来反复想到的一个问题。今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罗钢教授做了题为《“刘项原来不读书”：谈中国文艺理论的基础建设》的发言，语惊四座。我也是第一次见罗老师如此激动地直呼其名，批评同道。他的发言是否在别人那里激起了波澜，我不得而知，但它确实让我很受震动。我在想，我是不是已在向着“不读书”的“境界”一路狂奔？我离这种“境界”还有几公里？
这么一想，就吓出一身冷汗，就觉得趁现在还读过几本书，汇报一番，或许还能打肿脸充胖子，！着脸在读书人中厮混。但与那些饱读之士相比，我又确乎是可以归入“不读书”一类的。所以，今年这篇，就取名为《刘项原来不读书》，以此警示自己：不读书，无以言。
读夏中义与木山英雄：更与何人问暖凉
2017年年初，我一次性买回来的几本书是木山英雄的《人歌人哭大旗前》、伊格尔顿的《文学阅读指南》、里斯的《奥斯维辛：一部历史》、卜正民等人的《杀千刀》、布鲁纳的《摄影与文学》、巴塔耶的《内在体验》。我就从木山英雄这本书说起吧。
我大概是从学生那里听说《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值得一读，于是就把它拿下了。此书写到的人有杨宪益、黄苗子、荒芜、启功、郑超麟、李锐、杨帆、毛泽东、胡风、聂绀弩和沈祖，但我并没有挨着读过，而是挑选其中若干篇章，琢磨其写法，思考其特点。我从未研究过旧体诗，对这一块内容也关注不够，但在进入阅读之前，我似乎已能预测到作者的核心命意是什么了。此书读过，果然让我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多了一个理解的维度。
书中写《〈沁园春·雪〉的故事———诗之毛泽东现象，附柳亚子》本已有趣，书后附录中提到毛泽东对新诗旧诗的态度，也颇耐人寻味。1957年，毛泽东曾公开发表自己的十八首诗词，并在给《诗刊》编辑部的信中说：“诗当然以新诗为主体，旧体诗可以写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但一年之后，他又有了新想法：“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代的新诗不成形，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除非给我一百块大洋。”[1]这种话毛泽东肯定说过，但我按图索骥，翻阅《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那里却没把这段文字收录进来。那么，这段文字究竟引自何处呢？
我对其中的另一处转述也颇感兴趣，但作者提供的线索却又极为有限：“几年前，我曾经在香港的杂志上读到一篇讨论该运动（按：指‘大跃进’民歌运动）的文章。文章的主旨在于要重新思考与当前市场经济之下大众文化相关的问题，这是颇有见地的思考。因为，眼下兴起的消费者之大众文化，与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下的大众文化，特别是在运动当时的理念方面，恐怕完全不同吧。但大众的喜好本身是不会有根本变化的。”[1]264我无法找到这篇文章，故照录于此，留做以后备查吧。
木山英雄说，需要有一个“能够容纳旧体诗词的现代文学史”，或者是“需要可以容纳旧体诗诗词的公共空间”[1]272-273，我记得这也是“旧体诗与知识者心灵史暨学术史”研讨会上谈论的话题之一。这次会议在杭州召开（2017年11月25日），却是夏中义先生策划的产物。2017年5月，我应夏老师之邀，去丹东参加“百年文学学术史案·钱锺书研究”研讨会。开会前夕，我又想起了夏老师给我布置的那道作文题。2016年11月，当我读过夏老师的那篇访谈（夏中义、叶祝弟：《思想默存于学术：作为思想家的钱锺书———答〈探索与争鸣〉记者问》，《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之后，很受震动，便私信于他，说：“夏老师：已拜读，很受益！您所谓的暗思想、侧阐释、默存于学，对《宋诗选注》序文的详细分析，等等，让我很受启发。在特殊的形势和情境之下，知识分子如何言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以前我常举的例子是巴赫金，现在又有了钱锺书先生这个例子。以后我要把您的这个观点带到课堂上，介绍给学生，让更多的人受益。”他则如此回复道：“赵兄不妨对巴赫金与钱锺书在各自语境的特殊语式做平行比较，其味无穷。”这个题目很有诱惑力，我也有些跃跃欲试，但无奈分身无术，一下子还无法聚焦于此。等到开这个会议时才又想起，便开始恶补。我读了一点《管锥编》，又读了夏老师两篇论文（《反映论与钱锺书〈宋诗选注〉———辞别苏联理论模式的第三种方式》和《论钱锺书学案的“暗思想”———打通〈宋诗选注〉与〈管锥编〉的价值亲缘》），还带着《宋诗选注》和孔金、孔金娜合著的《巴赫金传》（东方出版社中心2000年版）上路。当我在飞往丹东的班机上读到《巴赫金传》中的这两段文字时，我一下子明白巴赫金为什么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了：
在科研和教学活动领域，米·巴赫金遇到了残暴的艰难年代，这种残暴打断了几百年以来形成的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形式。他和他的同代人都亲眼看到了那些后果谁也无法预料的社会实验的施行。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保持自己人的面貌，保持自己的内心自由远非每个人都能做到，而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却做到了这一点。
即便是最热衷于学术的官僚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使米·巴赫金从他自己所选择的立场上退下来，这些官僚们总是四处施号发令，而且总是濫用有关的党委甚至似乎是人民本身（我们想起了在那个年代流行的说法，说“人民不理解”）赋予他自己的某些“权力”。当这些“活动家”认为我们的这位学者的思想存在较大的争议，即超出了“常规”和明文规定的范围时，巴赫金就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要么卑躬屈膝地遵循“指示”（那时这样做的人数不胜数），要么拒绝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米·巴赫金选择了后者，将作品“束之高阁”（就像在此情况下通常所说的那样）。而且他这样做并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几十年，比如，他的《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一书的手稿就在他的书桌上躺了25年之久（该书早在1940年就完稿了）。[2]
推荐访问: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