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只有30分钟的时长，《寂寨》的内容并不单薄，多重主题交织并进，触及的当下问题尖锐而急迫。虽然是一部微电影，却能使人感到沉甸甸的分量，有令人见“微”知著的启发之功，十分明确地彰显出制作者的良苦用心与博大情怀。
一、 多重主题演绎
“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1]好作品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容量大而又浑然一体，因此可以给人多元的启示。《寂寨》便是这样的作品，它蕴含了多重主题，并且不是简单粗暴的概念化表述，互相之间没有龃龉，水乳交融一般共同造就了《寂寨》的厚重和韵味。
首先，《寂寨》是一个关于亲情与承诺的故事。在现代工业社会和消费浪潮的冲击下，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因快节奏、远距离和频繁地流动而日渐淡薄。年轻人都到发达地区打工去了，没有人对唱苗族古歌感兴趣，因为他们要忙生计，要追赶时代。梅香跟阿公关系亲近，聪明伶俐，听着阿公的歌长大，然后去深圳打工。临行，阿公十分不舍，既有亲情的成分，还有对苗族古歌“断纤”的忧虑：“年轻人个个出去打工，现在你也要去。没有年轻人唱苗族古歌了，苗族古歌快断纤了。”对此，梅香答应阿公过年就回来。然而还没等到过年，阿公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为了完成他的心愿，梅香连夜拜师学唱古歌。“远古鸿蒙，混沌初开，吾辈苗人，五宗结队，六眷云集，沿水而行，攀木而觅，开疆拓土，花果缤纷……”当古歌再次响起，是阿公心愿达成之际，也是亲情与承诺圆满之时。梅香不仅传承了古歌，也展示了苗族重亲情与守承诺的美好传统。
其次，《寂寨》表达了对文化传承状况的沉重忧虑。文化塑造了我们的特质，包括思维模式、审美倾向等等。从宏观上看，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构成，其中汉族占人口的多数，因而共同体的文化以汉族为主，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从微观上看，各个民族又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这是其民族身份的关键所系。在全球化和工业化的冲刷下，少数族群的文化不断被侵蚀，其身份变得越来越游移不定。本民族文化是凝聚族群内部关系的纽带，也是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前提，还是建设现代国家共同体的重要智慧资源，能否传承事关重大。从长远看，阶级、国家、民族都会消亡[2]，然而在此前的漫长过程中，正视民族的区别与特质并合理地利用其传统文化，对于解决当下的问题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当下的状况却是，很多民族地区的传统难以传承，因为没有人愿意学习，比如巴岱，他们不仅是东部苗族的祭司，更是苗族文化的活化石，现在却面临没有传人的堪忧处境。过一两代人，本族文化就会湮没无闻乃至消失殆尽，文化的源流和根本就断掉了。《寂寨》通过老歌师之口表达了这重忧虑，并且试图通过亲情和他的个人魅力加以弥补。作为个案，这是可以的，但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仅靠亲情和个人魅力是无法奏效的，必须要有制度和经济的保证和援助。
最后，《寂寨》还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话题：民族尊严与文化尊严。老歌师说：“我们祖祖辈辈的文化都写在苗族古歌里。古歌断纤了，就没人瞧得起我们苗族了。”文化传统的失落不仅仅是仪式、故事、风习等的变迁，更关乎一个民族的尊严。在一个崇尚文明、高举文化的现代社会里，没有文化是一个令人避之不及的标签。所以，老歌师的逻辑就很容易理解了：古歌没人唱了，里面的文化就传不下去，子孙后代变成了本民族文化的“文盲”，这是对祖宗的背叛，会被外人瞧不起。这不只是个人的事，更是关乎一个族群的尊严。一个山野老者有如此深邃目光，这是文化浸润的结果，也是深谙世事的生存智慧，而这种文化眼看后继无人，他怎能瞑目？《寂寨》的构思实在是匠心独运，小小关节却蕴藉深厚、弦外之音不绝如缕，无处不是对民族文化命运及民族尊严的殷殷关切。
以上释读了《寂寨》的三重主题，然而其主题也许不仅限于此，应该还有阐释的空间。多重主题的交织并进丰富了《寂寨》的容量和张力，突破了“微电影”的时间长度对内容的限制，有着“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精致与从容，制作者对民族文化以及民族本身的爱重与忧思触目即是。
二、“寂寨”的当下关照
“寂寨”，顾名思义，指寨子里声响微弱，暗示人丁稀少，不热闹。那么，人都去哪里了？有“快乐的民族”之称的苗族是爱热闹的，然而歌舞却偃息了，古歌也要断纤了，又是为何？
影片开头借菊花之口道：“偌大个村寨，除了老人就是孩子，老阿公要是去世了，连个抬棺材的都没有。”菊花的话不能不令人心惊和神伤：辛苦了一生的老人回归安息，连其最后一程的护送都难以保证，后辈基本的责任都无法尽到，遑论礼节与体面！影片里留守的只有老人和小孩以及寥寥几个年轻女子，因此，寨子声响微弱，热闹不起来，日常劳作与事件都难以完成，更谈不上文化与技艺的传承了。人是文化传承问题的核心之一，缺人手是当下乡村的实际情况——劳动力外流，土地抛荒，老弱病残艰难留守，因而乡村文化必然走向式微。然而，可以责备那些不愿意学习传统文化和技艺的人吗？这是一个令人棘手的问题，深入考察会发现它是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悖论。从群体层面讲，有义务让该群体的文化赓续、发扬，因为这关系到整个群体的文化身份和尊严；从个体层面讲，却不能强行要求某个人让渡个人选择的权利而服从于群体的需要，因为文化不比法律，不具有非如此不可的强制性。这样一来，就会出现民众心有余而力不足、民族文化不可挽回地走向消亡。个体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有具体的生存境遇，无法离此做架空分析和不切实际的要求。在当下的语境中，人们被卷入以金钱为目的的现代商品经济中，逐利成了人们行为的动力和第一需求。而以传统文化和技艺为内容的职业在金钱上基本无法满足当代人的消费需求，比如巴岱做法事从不讲钱，全凭主人是否大方和宽裕，这样的职业在报酬上毫无竞争力可言，也无法从道德上强行要求某人必须为此牺牲个人的利益来学习该职业。制作者希望通过电影感动外出的年轻人，让他们“能像里面女主角一样奔回来，能够来传承苗歌”。[3]电影中的梅香之所以愿意学唱苗族古歌，主要在于亲情和承诺，这是一种道德上的自觉和自愿，而这样的情形却是极个别的，是艺术化的表现，现实中的文化传承和弘扬不能主要依靠這种途径，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具有普遍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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