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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野圭吾作品中“恶女”形象的研究

时间:2022-03-09 09:38:03 公文范文 浏览量:

  摘要:東野圭吾作为当代日本推理小说的重要代表,以其作品中出现的各类“恶女”形象为广大读者所熟知。本文通过对东野圭吾作品中塑造的典型的“恶女”形象进行分类总结,探究隐藏在“恶女”形象背后的社会问题和深刻内涵,从而使读者能够进一步体会东野圭吾的创作魅力。
  关键词:东野圭吾;恶女;男权社会
  2008年海南出版社出版了东野圭吾的代表作《白夜行》,此后日本推理小说便取代欧美派系,迅速占领了中国推理小说市场。推理小说作为日本文学中最受人瞩目的文学类型之一,在其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大量如东野圭吾、江户川乱步、松本清张等享誉内外的推理作家,而且形成了独特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
  东野圭吾作为日本当代推理小说界中“新社会派”的重要代表,1985年出道至今的32年里,出版了近一百部作品,更有多部作品被翻拍成影视剧,例如2017年上映的《嫌疑人X的献身》。东野圭吾的作品以社会派推理小说为主要创作类型,而在这些社会派推理小说中又以女性形象为主,借此揭示社会问题和人伦道德。他的作品形象地剖析了现代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危机,这些女性形象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所在,同时在情节的发展过程中也展现出各自独特鲜明的个性和命运。在其作品中以“恶女”形象最为典型,这类“恶女”形象在东野圭吾的早期作品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分析这类女性形象的特点,对于深入研究东野圭吾的作品及其创作特点是有必要的 。
  东野圭吾作品中所表现的女性形象基本都生活在二战后经济复苏的时代背景下,此类女性在思想上逐步启蒙,追求自由和平等,对自身发展和个性解放的渴望更是日益高涨,但这种趋势与尚未破除的传统男权思想相矛盾,谋求发展的女性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处处受限,由此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东野圭吾通过刻画女性的暴力施恶以批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限制。
  一、被动型“恶女”
  东野圭吾笔下的女性都是顺从的。她们以男性为生活重心,为男性的发展付出牺牲。尽管她们身处不公平的社会之中,却不会主动做出反抗,直至这种不公和压迫使她们无法呼吸,才会做出反叛行为。以《放学后》、《圣女的救济》等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为代表。
  (一)被压抑的恶
  《放学后》作为东野圭吾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以其情节的曲折,结构的严谨,诡计的精妙为广大读者所熟知。在男权社会中,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表面上是和谐的,却在深处潜藏着矛盾。随着矛盾的不断激化,必然会产生悲剧。东野圭吾通过这一作品展现了青春的悸动和人性的黑暗,由此从多角度揭示社会弊病。
  高中少女,生活在清教徒式的校园环境中。学业、生活都受到种种规定的限制,终有一天表面的宁静和谐被一场意外打破,展露出暗藏的矛盾。打破平静的导火索为老师看见惠美的自慰行为,揭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性意识和性行为的否定和压抑。东野圭吾以女权主义者的姿态批判了男权社会对女性实施的性压抑,倡导两性平等。
  (二)爱恨交织的恶
  《圣女的救济》中的绫音也是男权社会的畸形产物。在明知结婚只是被丈夫视为生育机器的前提下,绫音仍欣然答应了真柴义孝为期一年的“婚姻合同”。但失去生育能力的绫音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被抛弃的现实。面对无法挽救的生活,她最终放弃了“救济”,选择了“惩罚”。
  绫音的这种由爱生恨的杀意实际上正是卑微的社会地位和畸形的社会观念导致的。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没有生育能力的女人更是一无是处。因此真柴义孝能够毫无愧疚的漠视妻子,寻找婚外情,并以通知性的态度结束婚姻。绫音从“圣女”到“恶女”的转变过程正揭示了新时代女性与传统男权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东野圭吾以此为依据,将现实的矛盾在小说之中戏剧化的表现出来,在“恶”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悲哀和无奈,是作者对男女平等的呼唤。
  以上叙述的“恶女”形象,虽然实施了“恶”,却是被动的,是被男权社会压制到极限的极端反叛。尽管没有改变男权社会迫害女性的现实,但这种极端的罪恶反叛仍反映出女性争取自身发展、维护尊严的强烈意识。
  二、主动型“恶女”
  相比软弱顺从的传统女性,主动型“恶女”具有强烈的自主意识,不甘受制于男性,渴望摆脱束缚实现自身价值,为此不惜牺牲他人,利用一切。与以往的作品不同,这类“恶女”通常是主动作恶,并且施恶行动不是爆发式的偶然性行为,而是有缜密计划的连续性行为。这类“恶女”形象以《白夜行》中的唐泽雪穗和《幻夜》中的新海美冬为代表。
  (一)谋生的法则
  年幼的唐泽雪穗因家境贫寒,被母亲逼迫卖淫给桐原洋介,尽管在桐原亮司的帮助下以看似毫无关联的凶杀案和自杀事件了结,但这段经历使雪穗意识到身为女性的她在男权社会中地位卑微,因此在她眼中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生存手段而已。表面上唐泽雪穗成为“恶女”和与她互为共生关系的桐原亮司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实际上一切“恶”都是自发性的。在她与桐原亮司最初携手实施犯罪后,本可以摆脱阴郁,重新生活。但雪穗却选择利用手中的优势玩弄他人,维护自身利益。而桐原亮司则是她罪恶之路上的一枚棋子。如果说初次作恶是被动反抗,那么此后的犯罪行为则是雪穗为消除阻碍、铺平前路精心策划的一幕幕悲剧。与其说雪穗走上了一条罪恶的不归路,不如说她遵从了男权社会中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书中唐泽雪穗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示人,男人在她面前俯首称臣、丑态百出并为其所用,以此颠覆了人们对男权社会的刻板印象,也从另一个侧面反衬出男权社会的黑暗和丑陋,更表达了东野圭吾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和揭露。
  (二)无情的机器
  如果说唐泽雪穗仍保留着一丝人性,那么新海美冬相比之下就是一台无情冷酷的机器。相比于其他“恶女”形象,新海美冬的独立性和目的性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无论是实施犯罪还是情感交涉都是由美冬主导,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更是以她所规划的人生目标为导向。值得注意的是,《幻夜》构建在日本经济大萧条的时代背景之上,男人尚且无法保全立足之地,但作为女性的美冬却获得了成功,成为人生赢家,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女性的崛起。这样一个拥有强大意志、神秘身份和冷酷手段的她,可谓是东野圭吾笔下的完美“恶女”。这类“恶女”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时代变迁的过程中男权社会下女性寻求自身出路的必然产物,通过这类“恶女”形象,东野圭吾进一步展现出生存在夹缝之中的新时代女性对男权社会的病态反抗,并以此预示女性社会地位不断提升的现实。
  通过唐泽雪穗和新海美冬这两个“恶女”形象,我们不难发现东野圭吾塑造“恶女”形象的策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被动作恶到主动施恶,正是女性从无法摆脱依附于男性的悲惨境遇到把握命运谋求自身利益的巨大转变。
  三、结语
  “恶女”作为东野圭吾创作中的典型形象与传统的女性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和对比。女性作为男权社会中的附属品在追求幸福生活和自身价值的过程中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她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和做出的牺牲,揭示出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和压迫,也预示着女性的未来正朝着全新的方向发展的趋势。东野圭吾通过这类“恶女”形象将隐藏的社会问题呈现在读者面前,并以此告诉读者,女性作为独立个体不仅拥有谋求发展的权利,更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和未来。
  参考文献:
  [1][日]东野圭吾.白夜行[M].刘姿君译.海南出版公司,2017.
  [2][日]东野圭吾.圣女的救济[M].袁斌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
  [3][日]东野圭吾.幻夜[M].[美]李炜.海南出版公司,2009.
  [4][日]东野圭吾.放学后[M].赵峻译.海南出版公司,2010.
  (作者单位:北华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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