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金宇澄新作《繁花》在鲜活的市民生活图景背后，充满了悲观和虚无的情绪。本文试从《繁花》的人伦关系入手，拨开悲观与虚无的精神面纱，揭示作者在创伤叙事背后的历史文化诉求。中国社会的人伦关系主要是指由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建立而来的“五伦”，即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之间的关系。由于时代的日新月异，夫妇关系可以扩大为超出婚姻束缚的两性关系。笔者在阅读中发现，《繁花》中涉及的人伦关系如两性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均存在问题，因而希望从人伦关系入手分析作者在创伤叙事背后，隐含的文化批判和人生希冀。
关键词：《繁花》 创伤叙事 人伦关系 文化批判
金宇澄新作《繁花》一出世便受到读者热议，评论家好评。作品中渗透着浓浓的悲观和虚无的情绪给笔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本文从《繁花》的人伦关系入手，试图拨开悲观与虚无的精神面纱，揭示作者在创伤叙事背后的历史文化批判意识。中国社会的人伦关系主要是指由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建立而来“五伦”，即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之间的关系。由于时代的日新月异，夫妇关系可以扩大为超出婚姻束缚的两性关系。本文主要从人伦关系中的两性关系入手，辅以父子、兄弟和朋友关系的梳理，分析作者在创伤叙事背后，隐含的文化诉求和人生希冀。
创伤是人类的普遍经验，在弗洛伊德看来，它是“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1}而创伤叙事作为一个名词术语，在安东尼·伯吉斯的《创伤叙事》一书中，主要指文学作品中对由战争、事故、社会运动，政治制度、家庭问题等原因造成的创伤事件、创伤影响、创伤症状、创伤感受和创作发生机制等问题的叙述。{2}中国的创伤叙事主要指在伤痕与反思文学中的发展，旨在揭示社会变革对于人的精神影响。《繁花》一书，远非如此，它选取上海普通人民生活作为表现对象，目的不在于揭开血淋淋的伤口痛斥荒谬的事件，更多的是以直面历史和现实的勇气，剖析了整个民族和社会的文化断层和精神痼疾，直抒心中的“大恨”，在与过去的清算中，告别人生绝望和虚无，重建人伦秩序。
一、由女性形象的断裂看两性关系的紧张
两性关系是社会伦理结构的重要方面。性别阶层作为性别体制的核心内涵，除了涉及意识形态之外，还和特定社会中的具体实践息息相关。性别权力关系是展现并非去历史的，而是与特定的时空脉络下政治、社会、经济结构及当下社会所认可的文化习惯与风俗相互作用。性别体制作为社会建构的产物，往往也和阶级、族群、和年龄等社会分类相互关联、互相作用，而对不同位置的女性和男性，产生不同程度、不同样态的影响。因此，可以说两性关系是特定政治、历史状态下的社会关系的基础，影响到人伦关系中的其他各个方面。
《繁花》从阿宝、沪生和小毛三位男性的视角，描绘了环绕在他们身边三十多位历时三代的女性形象。其中《繁花》中蓓蒂家的帮佣阿婆可作为第一代女性的代表，她死心塌地地效忠于蓓蒂一家，在蓓蒂父母落难，蓓蒂无人看管的艰难岁月，她忍着年迈的病躯，小心守护小主人的安危，怕她被混乱的年代侵害和吞噬。这种意识形态上阶级对立的划分和真实的市民生活本身形成了绝妙的反讽。在第二代的女性形象中，传统女性的优良美德依稀可辨，其中阿宝的小在政治斗争中，由于受家庭和朋友牵连而蒙难，与丈夫承受着虽然相爱却被迫离婚的命运，但坚强的小在默默地等候着丈夫，并兼顾起照顾父亲的重任。她独立，凭自己的工作养活自己和家庭；她坚韧，当沦落为社会底层，她不怨天尤人；她忠贞，无论政治风向如何波诡云谲，她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爱人。文本通过小这位闪烁着传统道德光辉的女性形象所遭遇的人生沉浮与情感尴尬，微妙地讽刺了特定社会环境对于正常人婚姻伦理的毁坏和对人性的压抑，并与第三代女性形象形成强烈的对比。第三代的女性代表有兰兰、大妹妹、梅瑞、李李、小琴等，她们不是主动以情欲诱惑男性后抛弃男人，就是因物质条件算计他人。兰兰和大妹妹被称为“赖三”（放荡）；梅瑞因为房子与沪生分手后，卷入她姆妈与小开的三角恋中被骗，重新回到婆家过着看人脸色的生活；小珍和雪芝因为阶级和物质原因放弃了阿宝；李李被骗误入风尘后对小芙蓉痛下杀手，中年遭受信仰危机，遁入空门；银凤本是有夫之妇，却禁不起情欲的煎熬勾引小毛；汪小姐借着生二胎的机会出轨，最终卷入富商的情感纠纷，怀上怪胎；小琴攻于心计，上位成功嫁给陶陶，却在得意忘形之际坠楼身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金澄宇笔下的第三代女性，在性关系上较主动、放荡，强势且虚荣、善妒，重物质，城府深，竞争性强，善欺骗等，她们与之前两代的女性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有被妖魔化的痕迹。
回顾作品中涉及的时代背景，我们会发现《繁花》中会出现女性形象的断层是不可避免的。上海是中国开阜通商和工业化最早的城市，受西方的文明进程影响最早的城市。传统社会中，在两性关系上倡导“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伦理道德规范，这使得女性一生都处于卑下的从属地位。鸦片战争后，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人们关于男女角色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大大促进了女性意识的觉醒。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女性投身到家庭以外的社会领域，其自身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实现与提高，从而为保障人身与人格的独立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繁花》描绘的正是自1949年以来，由于工业化进程，女性劳动力进入市场后，家庭经济地位提升，女性社会地位变化导致的两性关系紧张的社会问题。内心男權思想根深蒂固，与新女性在职场逐鹿被挤压生存空间，回到家庭再一次被请下家长神坛的男性们，在情感上很容易产生仇视女性，妖魔化女性的倾向。不仅如此，作者的男性化视角（故事的核心是以男男关系为主要视角），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于两性关系的不信任，对女性解放的不适以及对新时期女性形象的不满。这样的思想在金宇澄的短篇小说《看澡》中也有所表露：“到进化社会女性，渐将雄性这类特性仔细继承过来，所谓倒错阴阳。整个男人社会开始启动女性美感，女人逐渐借雄鹿和雄孔雀的外观妆点，女高音也自认拥有婉转的百灵歌喉。”{3}除此之外，作品中混乱的男女关系，正体现了因为对两性关系的不信任而导致的男性欲望的压抑及内心潜伏的不安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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