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黄冈秘卷》，不需要有太多想法，处处随着直觉的性子就行。全书终了，再补写后记，才明白那所谓的直觉，分明是我对以黄州为中心的家乡原野的又一场害羞。
每次回到那叫张家寨村和比张家寨村更小的名叫郑仓的小地方，将车在路边停好，依次听着拉上手刹的咔嚓声和拔下车钥匙后发动机的停歇声，伸手去开车门时，内心总会有些犹豫。有时候犹豫得长一些，有时候犹豫得短一些。这要看停车处那家小杂货店门前有没有人，若有人时，是人多还是人少，是陌生还是熟悉。
这种感觉父亲在世时很轻微，可以忽略不计。那时候，自己虽然非常成年了，跟在父亲身后走进这片原野的感觉与模样，百分之百是个孩子。那些冲着父亲走过来的人，以及父亲冲着走过去的人，将所有问候与笑容，全部交给了父亲，父亲同样将自己的问候与笑容给了人家。不待别人问起身后的我，父亲就主动地将我介绍给与他寒暄的人，并骄傲地大声说，这是我的大儿子。接下来还会用同等音量说出我的名字。
多年后，父亲离开了我们，与当年的发小一道，长眠在那座小山上。轮到我领着儿子去到这名叫小秦岭的小山上给父亲等长辈磕头祭拜时，偶尔有人路过，默默地朝我们看上几眼，既没有人问我是谁，也没有人问儿子是谁。那三两个熟识的称我为哥哥的人，有时候能见着，有时候见不着，但在这土地上走上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心总有一种无比的满足，与刚来时的那种空荡荡完全不一样。离开的时候，只是鞋底沾上一层泥土，长裤的膝部横陈几根杂草，还有不管有没有用，合适不合适，自己总要在那小卖部或者必须路过的马槽庙镇上买一两样东西，放进后备厢里，这才真正踏踏实实地将汽车开上驶向武汉的高速公路。在那样的原野上，偶尔遇上一堆牛粪，也会情不自禁地肃然起敬。还有那先哲一样的大树，智者一样的岩石，独醒者一样的犬吠，恍然大悟一样的牛嗥，只要稍微把握一下心境，这些便立即变得就像群贤毕集，就能体会这样的原野正如十室容贤。
二○一一年秋天在国家大剧院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时，曾经说过一句话：再伟大的男人回到家乡也是孙子。顺着这句话，后来又说，越是美丽的女子回到家乡越是娇羞。男人回到家乡的这些感觉，也是伴随着害羞二字而出现。第一次，随父亲站在小秦岭上，还没回过神来，父亲就朝着面前一堆黄土，扑倒下去，山呼海啸地趴在地面，待起身时早已是泪流满
面。父亲一手擦着眼窝，一手指着地面，我也慌里慌張学着样，趴在地上结结实实地磕了三个响头。做完这些事，自己竟然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害羞地站在一旁低着头不敢吱声。
直到现在，都一把年纪了，只要回到那片原野，害羞的滋味便油然而生。害羞的意义是一种身不由己的爱，就像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面前莫明其妙地表现出害羞。如果是爱情，拥有一个在自己面前常常害羞的男人，是女人一生的幸运。回到原野上的害羞不是爱情，也不是欲望，而是太深的爱。爱到只能默默相对，哪怕多出一点动静也是对这种爱的打扰。
原野所在，遍地温情。我在黄州城内上班的那几年，母亲身体不好，特别害怕坐车，没办法来黄州。再后来父亲去世，母亲的身体反而康健起来。这时候我已来到武汉。依着母亲的心愿，那一年我开上车，载着母亲到黄州故地走了一圈。在离东坡赤壁很近的一处房子前，母亲徘徊了好一阵，一直无法确认，自己到底是在哪一栋楼里生下了我。问了好多人，都说不清楚，差不多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旧城早就不复存在，偶尔有没被拆除的老房子，大都藏在某个高楼的角落里，不是特别熟悉的人轻易找不着。
生身之地那恩情本来就很厚了，找不着旧时房子也是无所谓的。况且黄州对我真是不薄。我离开黄州来到武汉的那年，由于特殊原因，一批早期习作手稿惨遭弃失，其中包括第一次试笔小说的那篇文字。十几年来，这事一直令我伤心不已，以为那些手稿早被当成废纸，要么成了人家的生煤炉子的引火柴，幸运一点的也是回到造纸厂再生成一些白纸。我的人生童年颠沛流离，文学生涯的前期竟也一波三折。二○一一年元旦过后，我在汤逊湖边的一处房子装修完毕，有朋友代请了刻工，在门口的一块石头上雕刻两个字。过程中，陪同刻工的一位小伙子，总像是有话要对我说。那天下午，小伙子终于开口了，说自己手里有我的手稿。追问之下，他说了手稿的名字。我在惊讶中等了一天，小伙子再来时，拿出来的手稿令我又惊又喜，因为这手稿正是被弃失的手稿中的一篇。后来才知道，当初那些被弃失的手稿，到了一处废品回收站，开回收站的人是小伙子的朋友，无意之中发现被拾荒者得到的这些废纸与众不同。接下来的事就是不幸中万幸了，那些手稿被黄州本地一群爱好书香的人各自收藏起来，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
贤良方正的黄州一带，确与众不同，从古至今，贤身贵体的君子，出了许多，却不曾有过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从杜牧到王禹偁再到苏轼，浩然硕贤总是要以某种简单明了的方式流传。
比如几如圣迹的东坡赤壁，那二赋堂边有一座不伦不类的石塔。地方志载得很清楚，清朝年间，黄州城内某家族出了一位失节女子，被施以族规之后族人仍不解恨，还在坟头上建起一座简陋石塔，以镇其妖。二十世纪八○年代，作为苏轼研究者的丁永淮先生，新编了一个故事，让那石塔有了新说：苏东坡在黄州四年，大兴贤路，以五水蛮而闻名的黄州大地，变得倚重斯文。由安国寺的和尚带头，在二赋堂边建了一座焚纸塔，每天早上起来扫大街，见到有文字的纸片，一一捡起来，集中送到焚纸塔中焚毁。此话一经出口就变得像是千真万确，黄州人全都奉行此说，有知情者再提旧时旧事真相时，反会遭人痛斥为胡说八道。
比如我上高中时，隔壁班上的那位语文老师。老师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教过两年私塾，这点秘密学生们全知道，但语文老师更加闻名的是他永远也说不正确一句话，并且这句是那个时候断断不能犯错的。当年的高中语文课本中有一课是讲《国际歌》的作者欧仁·鲍狄埃。语文老师真是个老学究，那句“英特纳雄耐尔”，只要他开口读，哪怕读一百遍，打头的“英特纳雄耐尔”也会变成“英特纳雄耐吾尔”。语文老师每每想自我纠正，但凡回过头来重读，充其量只会读成“英特纳雄吾耐尔”。在老师的叙事中，吾与尔，这一句中是断断少不了谁和谁的。那个年代，如此无心之错，轻易就会放大成政治之罪。语文老师却没有因此中招，这不能说是与一众气质的不同有关。
推荐访问:黄冈|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