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凌岚，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于纽约市立大学商学院获MBA学位。近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版有翻译作品《普拉斯书信集》。现居美国。
一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混在中国内陆省份走出国门的大学生中，来到美国，首站是洛杉矶。之前，我这个四川达县人既没有坐过飞机，也没见过大海，到过离家最远的城市是北京，那时我是县里唯一一个考进北京念大学的。
美国到底是怎么个样子，我们谁都说不上来，坚信它是“一个金砖铺地的花花世界”，这是我们出国时的共识，但这句话到底是许诺，还是激励，或者仅仅是一个在老华侨和偷渡蛇头中流传的谣言？我无从判断。国航飞机抵达洛杉矶降落时，下面一半是太平洋，一半是沙漠，在红色的云蒸霞蔚中（后来知道那是工业污染和汽车尾气造成的雾霾），一个城市的平面缓缓露出，看到它时我想起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我必须学会游泳，仿佛洛杉矶是一个海洋。
关于离岸流的知识，缘起于我老婆红雨学开车。那时我已经在洛杉矶住了四年，与红雨结婚不到两年。红雨怀孕至六个月的时候，决定学开车。理由很充分，之前她学过开车，已经通过笔试，只等路考通过就可以拿驾照了。我也愿意教她。但是我知道她心里害怕开车。
红雨害怕洛杉矶的高速公路，这是她过去几年放弃开车坐公交上下班的原因。按理说我们住在洛杉矶的西湖区，出门没几步就可以上高速，她来美国也四年了，并不是没见识过。但是，红雨对高速公路有恐惧心理。她个子本来就瘦小，坐在我们那辆本田车的方向盘后面，双手死死抓住黑色轮盘，那表情就像溺水的小兽。她一紧张，车速掉到六十英里以下，旁边的车一辆接一辆从左右两侧车道呼啸而过，这样一来她就更紧张，屏住呼吸，脸憋得通红。我怕她这样屏住呼吸时间长了，会当场在驾驶座上背过气去，那样我们恐怕会车毁人亡。
怀了孕，红雨说无论如何她得拿到合法驾驶的驾照，家里有什么急事，她可以开车出门，以后不走高速、多绕点路也行。“不走高速”是她自我镇定的救命稻草。她的心思我明白，无非是在我们当地的小街小巷里把车技练熟了，到时再上高速就不会怕成那样了。
这样，我们平时出门就开始绕小路。
去老费家做客后回来的路，也是这样绕行的。老费新购买的康斗（Condo）大屋坐落在洛杉矶的“上只角”，我们去给新屋“暖房”，结束时我喝醉了。当我一手推着从老费家取来的婴儿车座，一手拖着一个二手学步器，手臂上还挽着一大包老费的儿子费大卫用过的婴儿童装和没有用完的纸尿片时，红雨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果断决定：“我来开车。”她从我的裤子口袋里掏出车钥匙时，手指隔着口袋布碰到我的腿，我有点浮想联翩。她最近不喜歡我碰她。
坐进副驾驶座，我把车窗打开，让夜里的凉爽空气吹进来，帮我醒醒酒。夏天的晚上风是温的，但是很干燥，吹在皮肤上很快把汗吸干了，很舒服。红雨端坐在方向盘前，手臂呈水平状各执方向盘的两侧。她突然举起手臂紧了紧衣服，勾勒出胸和腰的曲线，再次让我浮想联翩。
车开过圣塔莫妮卡的时尚区时，我们都同时被街上的漂亮房子吸引了，忍不住回头看。红雨看一眼，就克制住，专心看路开车，我则可以随心地看：白色的泥灰涂面的西班牙式房子，红瓦铺顶；日式庭院，门前挂纸灯笼；墨西哥式带屋顶的宽走廊，深棕色的方木柱子，红方砖铺地，爬满墙的红影树；还有房前的沃尔沃车，宝马，奔驰敞篷车，雪佛兰科尔维特复古式跑车。然后我们都说住在这里离城多远啊，哪里有我们西湖区方便！但是我知道我们是住不起这些房子的。我毕业后找到这个程序师的工作才两年，第一年的薪水一半用来还读硕士时问亲戚借的学费了，余下的钱我攒着准备买一辆小跑车，那种叫银子弹的道奇跑车。红雨一直在餐馆打工、包外卖。她的钱除了寄回湖北的老家，其余的都存着，她想交学费读一个图书馆的学位。图书馆职员薪水不高，但是工作清闲，也没有那么多人来竞争。
车开进好莱坞大道的时候，风景大变，变得热闹了。这时已经晚上十一点了，下城的夜生活正式开始，沿路一溜儿站满流浪汉和娼妓，也有去夜店的华丽族——明星、富翁，奇装异服，鹤立鸡群。我把车窗摇上去，红雨一声不响地紧握方向盘，目不斜视。路灯和酒吧的彩灯跳动着，映在红雨的脸上，跟她苗族人特有的高颧骨和无辜的眼神很搭。曾经不止一次，有洋人问过红雨是不是波利尼西亚人。
车窗外的人行道越来越挤，挤满各种肤色的大胸、胖瘦不一的腿、空洞发呆的眼睛。这景象让我想起红雨打工的餐馆在唐人街，经常有这些做皮相生意的人来买外卖，看到她这个孕妇，小费还会给得很多，还有人要求摸一下她的肚子，求好运气。
“你真给他们摸过肚子？！”我很奇怪，她居然不害怕。
“没有啦！但是他们见到我还是很高兴，这些老外多奇怪啊！见到孕妇又有什么可高兴的！我妈说的，见到孕妇和怀崽的母猪都得往地上吐唾沫，消灾……”红雨没有觉得她话里有对自己的不尊重。她的老家在湖北的恩施，来美国之前她是中央民族学院苗文专业的留校青年教师，通过商务签证来到美国。
我第一次见到红雨的时候，是在老费那个旧家的派对上。一群人中间，一个小姑娘眉清目秀的，漆黑的长发梳成马尾巴，穿着国内裁缝做的改良式旗袍，正斩钉截铁地说着：“打光火药，但这家伙没死透，倒在地上抽搐，我就毫不犹豫地给了一枪托，砸得脑浆子都出来了。脑浆子你们见过吗？……”这个彪悍女就是红雨。
“谁的脑子？”座中有人问了我想问的。
红雨说：“野猪的脑子，比人脑子大……”
那时正好是一九九二年洛杉矶黑人暴乱后，好多韩国人买枪保卫自己的店，怕被再次抢劫，洛杉矶的华人社区也怕抢，见面都在商量购买武器的事。大家都没有摸过枪，不知道底细。唯一用过武器的人是红雨，她不厌其烦地解释在恩施用猎枪打野猪的事。
推荐访问:离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