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顾彬面对面坐在波茨坦广场附近一家连锁餐厅里。我们是最早的顾客。午餐很简单：色拉、金枪鱼外加啤酒。雨沙沙地敲打着玻璃窗。昨晚在市政厅开幕式的酒会上，柏林诗歌节组织者托马斯跟我说，我向全世界的神（包括你们的龙王爷）祈祷，明晚千万别……可诸神让位给天气预报，暴雨把大型露天朗诵会赶进室内。我和顾彬来参加一年一度的柏林诗歌节。午饭后，他要赶去参加一个关于翻译的专题讨论会。
柏林是我到过的第一个外国城市。1985年夏，我从北京出发，在巴黎换机前往柏林。顾彬在机场大门外等候。我跟顾彬1981年在北京相识。那时候跟老外接触还得有点儿胆———摆脱影子对人的跟踪与其说是现实的，不如说是心理的。
那时柏林还有东西之分。刚到西柏林，我就问一位德国人柏林墙在哪儿，她回答倒简单：你只要朝任何方向一直走就会撞上。我们来参加“地平线艺术节”，看来地平线的确是柏林墙以外的想象。
中国作家代表团由王蒙带队，浩浩荡荡，我是编外人员。王蒙一扫官场作风，带着大家一起逛跳蚤市场，自己先买了件棕色皮夹克，得意洋洋去见西德政要。我花30马克买了套西服，送出去干洗，价钱翻了两倍。
顾彬那时住在土耳其移民区，他尚未得到教授职位，过着清贫的日子。他给我们做麻辣豆腐汤，不怎么正宗，却让远离故土的中国胃激动不已。君特·格拉斯代表西柏林作协在一家餐厅请客。色拉和带血的牛排———中国作家们大眼瞪小眼，基本没动就撤了。最后是甜食。得，回旅馆饥肠辘辘，众人又去中餐馆找补了碗汤面。
那时候胆大。我跟孔捷生逛街，饿了，就近去了家法式餐厅。等侍者拿来菜单———光一道菜就30多马克，我们傻了眼，只好说声对不起，撒腿就跑。
德国汉学家莎沛雪开车去东柏林看她妹妹，约我和孔捷生同行。在戒备森严的边境检查站，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受到礼遇，走不同通道。莎沛雪请我们把一份当天的西柏林报纸藏在身上，连同我们在西柏林低价兑换的东德马克“走私”过去。我们成了大款，请莎沛雪和她妹妹及男朋友吃午饭，体验到西方游客去“过渡时期”中国的优越感。刚过中午一点半，饭馆就关门了，我们不禁会心地笑了。于我，这笑有一丝酸楚。
二十一年弹指间。顾彬依然皱着他那著名的眉头向我微笑。他这忧郁的面具，让所有想套近乎的人犯怵。要说他过了耳顺之年，却像愤青般奋笔疾书，呵神斥鬼，搞得那些自以为天下太平的人心神不定。他是那种很难归类的人，可这个世界非把他归入汉学家和译者，让他恼火。
柏林建于1237年，是个多灾多难的城市。它曾于1806-1808年被拿破仑占领；1933年希特勒上台；1945年柏林被攻克时夷为废墟，由美苏英法四国共管；1948年，苏联对西柏林实行隔离，英美法联军用飞机空投物资保住对西柏林的控制；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在地平线上出现，西柏林成了孤岛；此后至少有239人在试图翻越柏林墙或渡河时丧命……
柏林墙于1989年11月9日倒塌。就在那一刻，西方媒体的所有镜头都对准狂欢的人们。那时我刚离开西柏林不久，搬到奥斯陆，在电视前目瞪口呆。据说，德国少数知识分子，包括君特·格拉斯，呼吁东德人在统一问题上慎重，除了被西德“吞并”外，是否能找到更合理的出路，因而成为攻击的对象。那时只顾追逐西德马克的东德人，很快就领教了那玩意儿的厉害：兔子转身变成猛虎，逼得他们走头无路———东德工业全面破产，失业率居高不下，全体老百姓沦为“贱民”。
我至今还能回忆起初读东德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小说《分裂的天空》的感觉，那还是远在我去柏林以前。在我看来，所谓“分裂的天空”，绝不仅限于政治含义，深究起来其实是人类内心世界的分裂。
我自然也是分裂的。后来我半遮半掩告诉德国朋友，我还是更喜欢统一以前的西柏林。居然他们全都赞同，吓了我一跳。当年那是艺术家和穷人的天下，如今被政客和商人所主宰；当年朴素宁静的生活方式，被大国首都的野心和商业化的喧嚣所取代。说到底，我更喜欢的是当年的特殊氛围———末日感，那是人类处境的一种真实隐喻。
……
柏林成了我漂泊中的第一个家，如果家这个概念还有意义的话。我独自漫步在街头，看纪念教堂广场那些街头艺人的表演。我其实也是个街头艺人，区别在于他们卖的是技艺，我卖的是乡愁，而这个世界上乡愁是一文不值的。
我在柏林过四十岁生日。那天在一个台湾朋友开的快餐店，在座的有英国汉学家当·斯达一家，他们专程来柏林看我。有照片为证：我端着一盘鱼朝镜头傻笑，好像推销广告。对，那鱼就是乡愁，关于大海的乡愁。
17年过去了，我依然喜欢漫无目的地满大街溜达。如果说巴黎是阴性的话，那么柏林就是阳性的，它像德国古典哲学一样迷恋空间和秩序———街道宽，屋顶高，公园大；我从未见过有这么多绿地的城市。如果说一个城市是放大镜，那么一个人则是尘封的书中的某个字，两者本来毫无关系，除非上帝或历史的欲望要借助城市尋找那个字，并锁定其含义。一个漂泊者甚至连字都不是，只是字里行间的潜台词而已。
诗歌节结束了，我从旅馆搬到Y家，第二天由她开车送我去机场。我当年认识的中国留学生已星散，Y成了我跟柏林的最后一线联系。我几乎每年都来柏林，Y就像柏林的女主人一样招待我。记得那年夏天，我和中国学生会的头头们在餐馆相聚，其中也有Y。她的一对耳环在灯下闪烁，露水般晶莹易逝。
Y现在吃的是职业翻译这碗饭。她17岁从中国到柏林读书，拿到博士，一住25年，德文比中文还溜。作为单身母亲，她带着8岁的女儿和德国男朋友在一起。他们和别人合住一个大单元，这种合住的形式叫WG（德文缩写），从名到实都有点儿像当年插队的“集体户”。这是六十年代左翼运动的产物，保留着原始共产主义的某些因素。比如，除了按比例缴房租外，每周按人头缴25欧元，包括伙食和日常用品，不够再分摊；大家做饭打扫卫生分工合作。承租人蕾娜特也是职业翻译，穿梭于英德西班牙文之间。她的男朋友前两年由于中年危机搬到另一个“集体户”去了，大概由于距离带来的新鲜感，他们俩又和好如初。这里除了Y一家，还有个刚搬进来的研究生，专门研究老年人记忆与遗忘的问题，引起快六十的蕾娜特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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