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9 月初，钱振文给我打来一个长长的电话，其中的一件事情是说他开始兼任《博览群书》编辑。他问我手头有无存货，能否给他写稿。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下了。
为什么我答应得如此痛快？这得从我与钱振文的关系说起。钱振文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同学，毕业之后长期在河北一家报纸当差。2002 年我刚逃出“狼窝”，他就进了“虎口”——赴京攻读博士学位来了。大概是为了摸一摸狼窝虎口的行情或险情，我就成了他访贫问苦的第一个对象。正好我也苦大仇深，那天我就既当小常宝，又演参谋长，先是“字字血，声声泪”吓唬他，接着讲“消灭座山雕，人民得解放”的道理，最后“常青指路”，说要想好好混，就得“翻身作主人，深山见太阳”。那个时候的钱振文正处在“听老婆的话，跟党走”的状态，于是就多吃菜，少喝酒，频频点头，三年后果然修成正果。随即又折腾一番，落脚到鲁迅博物馆供职，情绪基本稳定。当年我们恰同学少年，就是感情深一口闷的弟兄；后来他做报纸编辑，又约我写过豆腐块文章；如今他重操旧业，我岂能不舍命陪君子？
于是我找出三年前的一篇旧作《说说〈不朽〉的漏译》，请他过目。不久他答复我说：此文推荐上去，主编不同意用。他希望我再换一篇，我便立即交上6 月写的《文坛媒介化：从文坛事件看文学场的位移》。这篇文章却一路绿灯，刊发于当年的第11 期杂志。
那是我在《博览群书》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如今，我像萨义德那样回溯这个“开端”，一是感谢钱振文拉我入伙；二是感慨我那时深挖洞，广积粮，居然还有存货；三是觉得《说说〈不朽〉的漏译》虽然没有面世，但我最终还是让它借尸还魂了。记得七年之后的那个春夏之交，我忽然心血来潮，遂在课堂上认真讲了一次昆德拉，紧接着又写出一篇《好吧，今天就讲昆德拉》。此文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交给钱振文，听从《博览群书》发落更为合适。这样，它就在2015 年第9期上亮相了。萨特曾经说过：“人们不是因为选择说出了某些事情，而是因为选择用某种方式说出这些事情才成为作家的。”我固然并非作家，但是不是因为对萨特的活学活用，才不像当年为文时那样直眉愣眼了？此文不仅顺利面世，而且还“骗”来了新任主编董山峰先生的表扬。此为后话，这里暂时不表。
话说钱振文拉我入伙之后，我算是上了贼船。有好几年时间，振文的积极性蛮高，干劲颇大，于是他差不多每个月都会打电话，发邮件，聊选题，说想法。他不但催我写稿，有时还让我帮他组稿。记得有一次，我甚至组到了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那里。因为钱振文，我与这本杂志的交往越来越稠，打交道的人也越来越多。如今，一晃已是十年，我发现，我与《博览群书》已度成了一个漫长的蜜月。
说一说打过交道的几位编辑吧。
虽然我与振文打交道时间最长，但其实他并非正式编辑。直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他在编辑部的真实身份。按我思维习惯，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算作“监外执行”？钱振文做学问是把好手——这是我后来读其博士论文（《〈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国家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忍不住大肆吹捧的原因之一；做编辑更是老手，同时写文章也是巧手。这三只手加起来，他琢磨出来的一些道道就既有水准，又接地气，還能挠到读书人的痒处。于是，尽管他常常黏黏糊糊，磨磨叽叽，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响屁，但只要他是与我商量《博览群书》的事情，我基本上有求必应。我的一些“短打”文章，就是他哼哼唧唧唤出来的。您还别说，他这一招还真管用。
第二位与我打过几次交道的人叫李晓敏，但他好像也不是正式编辑。2012 年9 月底，我接李晓敏电话，他从编发我的《2011 ：我的文学阅读》说起，聊他对我这篇文章的看法。又说他与我同龄，当年读硕士班时北师大的老师给他们上过课。有了这次铺垫，几天之后他便给我说事情：刊物计划做一期“知识分子文学形象变迁”的选题，他想让我写一篇，要求是与社会背景结合，注意综合性，5000 字左右，月底交稿，12 期发表。我与钱振文本来像地下工作者一样，一直是单线联系，我也只接受他的指令，如今李编辑插一杠子，显然不讲规矩。对此做法，我当然可以婉拒，但又想到他也是为《博览群书》做事，便冒着被上线批评的风险，不按常理出牌了。那一阵子我特别忙乱，但还是提神运气一番，写出了《从“老板”到“叫兽”：新世纪学院知识分子文学形象的演变》。李编辑很敬业，随后他又返回校样稿和编者按，让我提意见。那时我才知道，我这篇东西发在“本期关注”栏目之中，这个话题下还组过来曾镇南和远人的两篇文章。
李编辑后来编发过我的《2012：不成样子的阅读》，还让我找人写过知识女性形象变迁的文章。再后来，他似乎就离开编辑部，蒸发得无影无踪。2017 年6 月的一天，他突然请求加我微信，接着转来一个颁奖词，然后便问：这里的赵勇是你吧？我赶快回：请问您是……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他说：我是李晓敏，曾在《博览群书》兼职时编过（其实是拜读过）您的作品。他这么一说，我的记忆才开始复苏。
第三位与我打交道者一下子升级了，他就是业内大名鼎鼎的董山峰主编。2015 年8 月底，我正带着儿子办卡办证换欧元，准备打发他出国留学，一个陌生电话反复拨打过来。等我回家喘匀气回过去，才知道原来是董主编。董主编先提我那篇关于昆德拉的文章，劈头盖脸夸我一通，搞得我老脸通红。随后解释说，他是吃过这颗蛋后，萌生了联系老母鸡的想法。接着他梳理自己简历，说原在《光明日报》经济部供职，调至《博览群书》才两个多月。他希望我把这个刊物当成一个平台，多写多发，更希望我组织优秀学者，把话题做大做好，做出轰动效应。“不能吸引人，怎能影响人？”董主编此言一出，又如此礼贤下士，不由得让我诚惶诚恐，但我依然没忘记组织纪律。我说，您跟钱振文联系过吗？他是我上线。他说没听说有这么个人啊。我说，那您得赶快礼贤一下他。把钱振文搞定，就搞定了《博览群书》的半壁江山。紧接着我以牙还牙，隔山打牛，恶狠狠地夸起了钱振文。
从此往后，董主编每年都要给我打几次电话，聊选题，谈策划，未雨绸缪，体现了一个主编的战略眼光。他的总体思路是要让杂志有事件意识，借某个节点之到来，某个名人之诞辰、之辞世，拉起一哨人马写文章，这样就既有了社会效应，也有了新闻效应，甚至还经常引来“好事者”因看中某个选题而加印大量杂志赠送相关读者，岂非名利双收？说实在话，他的这种思路有的我能认同，有的又不以为然，于是我向上线汇报阶级斗争新动向，两人又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嘀咕吐槽瞎琢磨。但嘀咕之后我又常常自我批评：引导大众阅读，不动脑筋怎么行？不讲方式方法怎么行？人家董主编是带着《博览群书》同人在期刊大海击浪弄潮，其用意哪是你这种冒着傻气酸气书生气的人能想到的？以后能不能别给我妄议了，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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