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企业管理者来说，最重要的应该是利益关系人的“显著度”。企业管理者可以基于影响力、合法性、迫切程度这三项属性的综合判断，确定利益关系人的“显著度”。企业需要进行关系管理，这是一个常识。不过，企业关系管理的对象是谁？企业管理者怎样对关系管理的对象以及关系状态进行有效的判断？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简要的说明，为企业管理者提供参考。
利益关系人
最早界定“利益关系人”（Stakeholder）概念并得到广泛认同的是弗里曼（R. E. Freeman）。1984年他提出“利益关系人”的概念：任何能影响组织目标的执行，或受组织目标执行影响的团体或个人。这是一种广义的利益关系人概念，范围相当广泛。
1997年，米切尔（K. R. Mitchell）等进行了类似的界定：利益关系人指受到组织决策影响的任何人或团体，或是可以影响组织的任何人或团体。
因此，在企业关系管理的视角中，利益关系人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企业产生实际或潜在影响的群体，另外一部分是受到企业实际或潛在影响的群体。与此同时，企业与利益关系人的关系实际也包括两种：实际关系与潜在关系。两种关系会相互转化。也就是说，当下的实际关系，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潜在关系;当下的潜在关系，也可能会转化为实际关系。
利益关系人的类型
我们可以对利益关系人进行不同的划分。不同的划分，基于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标准，对企业管理者来说，有不同的出发点与价值。
对利益关系人最简单的分类方式是“内/外”二分。比如，“内部利益关系人”（投资者、管理者、员工等）与“外部利益关系人”（社会公众、社区公众、供应商等）。这种划分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启示意义。
依据性质，利益关系人可以分为四类：“社区利益关系人”（Community Stakeholders）、“组织利益关系人”（Organizational Stakeholders）、“法规利益关系人”（Regulatory）、“媒体利益关系人”（Media Stakeholders）。这一划分明显提升了媒体的地位。
另外一种四分体系是将利益关系人分为“支撑性”（Enabling）、“功能性”（Functional）、“认同性”（Normative）与“扩散性”（Diffused）四种。“支撑性利益关系人”操控着企业赖以生存的资源，包括股东、管理机构等。“功能性利益关系人”密切关系到企业的输入与输出，包括员工、行业协会、供应商与消费者等。危机情境下，这一类利益关系人还包括另外一类群体——危机事件的受害者。“认同性利益关系人”拥有与企业类似的价值观或者面临着类似问题，包括行业联合会、专业组织等。“扩散性利益关系人”与企业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只有当该组织的活动导致相当的外在社会性影响时才会显示出特定的影响，包括媒体、社区等。
对企业管理者来说，最重要的应该是利益关系人的“显著度”。显著度指特定情境下，某一群体的利益关系人对于企业而言的重要程度，是企业管理者给予某一利益关系人群体的优先程度。很明显，这种显著度来自利益关系人，但却属于企业管理者的主观认知，因此不是一成不变的。
基于显著度，我们可以十分简单地把利益关系人分为“主要利益关系人”（Primary Stakeholder）与“次要利益关系人”（Secondary Stakeholder）。主要利益关系人指其举止会对企业造成直接影响的群体，典型代表包括企业所有者、员工、投资者、顾客、供货商和政府主管机构等。次要利益关系人指能影响企业或会被企业的行为所影响的人或团体，典型代表包括媒体、竞争者等。次要利益关系人虽然与企业没有契约关系，不过也可能对企业产生间接影响，在特定情境下（比如危机情境），这种影响会明显增强。媒体就是典型代表。媒体对企业的负面报道很可能会对企业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当企业遭遇严重的危机时，媒体的报道会对企业的危机回应产生直接的影响。
但是，这种简单的“主要/次要”二分法还是太简单了，很不适用于企业面对的复杂情境，还需要更加细致具体的划分。
我们可以进一步把利益关系人的基本属性分为三种：“影响力”（Power），“合法性”（Legitimacy），“迫切程度”（Urgency）。企业管理者可以基于这三项属性的综合判断，确定利益关系人的显著度（见图1）。
影响力指拥有把某一意愿变为现实的能力。影响力有三种：“强制力”（Coercive Power）、“实用力”（Utilitarian Power）、“规范力”（Normative Power）。三种影响力的基础不同，强制力基于“实体资源”（Physical Resources），实用力基于“财物资源”（Financial Resources），规范力基于“象征资源”（Symbolic Resources）。企业管理者可以通过对三种影响力的不同基础的判断，来识别三种不同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