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加坡劳资关系是新加坡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而新加坡的劳资关系的改变是在社会、经济、政治等多下的结果，不仅关系着每个劳工的切身利益，更关系经济的稳定发展。新加坡的劳资关系中政府占有主导地位，而政府的决策，政府与工会的关系始终占有主导地位。本文从新加坡经济危机时期的背景，新加坡劳资关系的改变，改变带来的社会稳定影响、经济影响、负面影响，以及给我们国家的重要启示这几个方面来阐述劳资关系的作用。
关键词：劳资关系; 新加坡;危机时期
1968年，是新加坡劳资关系的转折点，新加坡在这一年希望能够摆脱生存危机和经济危机，开始大量引进外资，发展出口加工工业，新加坡劳资关系在这一年开始偏向资方，然而，有赖于生存危机和政府对资源合理的分配，新加坡劳资关系依旧稳固。新加坡政府对劳资关系的干涉在这一年开始加大，控制上层机构，并把全国职工总工会（以下简称“职总”）纳入政府体系中。同时这一年颁布了《雇佣法令》和《工业关系法令》，新加坡的工人不能采取罢工的方式索要权利，工人的由街头走向谈判桌，工会的许多权利转向雇主手中，工会干扰公司对职员的升职和降职。这两种法令限制了工人和工会的权利，促进了社会的稳固，带来了大量的就业和迅速发展的经济，同时也意味着工人不得不牺牲一部分的利益，当生存危机不存在，或原有的环境改变，工人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
1968年，英国出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决定从新加坡撤军。而撤军则意味着更大的经济变动。新加坡英军是新加坡最大的投资者。众多工厂、商店、 船坞、医院、公寓、办公及娱乐设施为驻军及随军家属提供服务，它们的存在保证了基地的正常运转，并且这些单位机构大量雇佣新加坡劳工。据预测， 英军的撤退将会使新加坡失去20 %的国内生产总值，导致4 万人口的失业 ，同时新加坡也面临着马来西亚的“围剿”，生存危机十分严重。
同时新加坡推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推行出口加工工业，以劳工密集的产业为主。同时，降低劳工工资。
这也是这次劳资关系调整中，所暗含的意识，即先考虑生存，才能谈劳工权利。
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赢得大选之后，迅速把持国会，形成威权主义国家。
威权主义国家，是指公众缺乏参、强迫人民服从统治者权威来实现民族重建的国家。威权主义国家和独裁主义是不同的，区别首先在于二者面临不同时期的任务，前者是在一定民族国家基础上进行重建，后者是在民族独立之后开始着手民族国家建设;其次是二者所代表的利益不尽相同，前者代表新兴工业化势力的利益，后者保护旧制度下既得利益者取得新的利益;最后是二者之间的权力结构也不一样，前者往往以执政党为依托发挥作用，后者往往以个人为中心建立寡头联系。两种国家在具体运作方面的差别更大 。
新加坡一直以来由人民行动党把控，保证了经济政策的连贯性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而且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形成了“强国家”和“弱社会”的局面。与西方对新加坡的批评的独裁主义不同，在当时的新加坡并没有因为一党执政引起轩然大波，更没有引起动荡。这与华人的儒家观念有很大的关系。作为新加坡主体民族的华人，对国家和政府的理念完全不同于西方。“在理解中國政府和社会关系时，西方社会往往把政府当作实用主义的工具，它能为我们做什么，如果你觉得某人可靠就投票给某人，但是中国人不是这么理解政府的，他们用家族来理解政府，孔子在2500多年前就说过，君主的标准应该是父亲。”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新加坡政府作为一个并非民主的政府，在大选中多次逮捕反对党党员，人民行动党仍然具有合法性。它的合法性不是来源于民主，而是来源于人民行动党执政策略。人民行动党解决了工运所造成的混乱，并大力发展经济。而在儒家文化中，一个“慈父”式的执政者，比民主的体制更符合儒家文化。这也是李光耀至今仍旧在新加坡享有盛誉的原因。
而这也是新加坡劳资关系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原因。即，当时新加坡政府控制港口和土地资源。同时，新加坡政府的权利高度集中，国家可以干预市场和劳资关系。
一、人民行动党对劳资关系运行机制的改变
1968年，李光耀觉得必须对全国职总进行改造，他认为英国工会的作风不利于新加坡的发展，而且新加坡的罢工造成了新加坡的混乱，于是在 1968年10月任命蒂凡那为职总秘书，对职工会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在政府主导的“民主工运”领导下，职总越来越走向集权化。
通过非直接的民主选举制度和代议制度，赋予职总执行机构很大的权力，使得职总决策者能免于受到普通会员的压力。不限制职总执行机构和支部执行机构的兼任和连任。
使职总拥有更多的现代化功能，如成立合作社。职总在1970年成立一个的士合作社。在1973年，成立“职总平价合作社”，尽可能把基本消费物价维持在批发价。
弱化工会权力和劳资谈判的集中化管理。如，建立职总的集体领导制度，使各级工会权力越来越集中化。 签署了《工业进步宪章》这一宪章意味着职总配合政府实行劳资政三方的合作，工会也受到政府的影响，不再主导劳资关系，而是由政府主导劳资关系。
正是因为人民行动党对职总的改造，使得工人与雇员的沟通变得高效。也避免了罢工带来的损失。
新加坡在1960年颁布了《工业关系法》，赋予了仲裁机构很大的独立性和权力。
工业仲裁法庭是保证工人利益和劳资合作的核心机构，1960年10月开始只有一个审议庭。而1962则扩大规模。
鉴于工业仲裁的独特本质，该法令规定“在听取和决定工业纠纷时，仲裁庭只根据平等、良知及案情的真实价值，而不论专门性及司法形式。” “在审讯时，禁止雇佣律师来代表各方”。“在仲裁庭外通过集体议价而达成的协议，必须获得仲裁庭的批准。这项批准的协议被视为仲裁庭的定裁，并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这些规定表明仲裁机构并不是一个司法机构，是一个仲裁机构。它强调集体议价，并提供机会，从而改变工会用罢工等方式来沟通。而且仲裁庭并不代表任何一方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