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在昆明动物研究所完成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毕业后留所工作，参与研究的第一个课题就是白腹锦鸡生态生物学研究和人工驯养繁殖，从此与雉类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当时我的指导老师郑宝赉女士，多次和我谈起云南绿孔雀种群数量下降明显，分布区域缩小，需要开展调查研究，加强保护。在她的努力下，国家林业部保护司拨款7000元给昆明动物所，指定由鸟类组开展绿孔雀调查。经费到达后，郑宝赉老师因个人原因，移居美国。鸟类组的杨岚老师接手负责绿孔雀的调查，我也参与其中，从此开启了与绿孔雀长达30年的缘分。
追踪绿孔雀
那次绿孔雀调查，第一步是信访，向各县林业局发出调查函，询问有无绿孔雀分布，绿孔雀分布的乡镇地点和估计数量，收到回信后再去实地核查。1986～1991年，依据各地林业局的回信，我们先后在云南的凤庆、临沧、永德、镇康、昌宁、龙陵、瑞丽、陇川、盈江等地进行了实地调查。
这次实地调查，在野外没有直接目击到绿孔雀，记忆最深的是在陇川县栗柴坝水库西边的山上追踪绿孔雀。听到绿孔雀响亮的占区鸣叫声，循声寻找，气喘吁吁地走到刚才听到绿孔雀鸣叫的山坡，却没有绿孔雀的踪影。更远处的山坡又传来绿孔雀的叫声，我们连续翻越5个山头，每次结果都一样。第一次绿孔雀野外调查，留下的是“只在此山中，林深不知处”的遗憾。
我第一次与绿孔雀在野外相遇，至今记忆犹新。2002年春天我在龙陵县勐醒镇的江中山做鸟类调查，早晨与同事从保护管理站出发，沿着小路顺山脊向北行走，走过一个左急弯，看见右前方80米处的玉米地中有只绿色的大鸟。我看见它时，它已经腾空而起，几乎垂直地向上飞到30多米的高度，然后调转身体，向东边的怒江河谷滑翔而去。
我用双筒望远镜追踪观察。这是一只成年的雄性绿孔雀，它优雅地滑翔了500多米，落在一片树林中的空地上，消失在灌丛里。这次与绿孔雀相遇，对它的警惕性、灵活性、敏捷性以及长距离的飞行能力，有了直接的认识。这次与绿孔雀的突然遭遇，引起了我对绿孔雀的研究兴趣。回到昆明后，我立马去到昆明动物所图书馆，查阅绿孔雀的文献资料。我研究过数种雉类的生态行为，觉得绿孔雀是雉类中对人类警惕性最高的物种。
绿孔雀悲歌
第一次绿孔雀的全面调查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完成，1992年初，我被昆明动物研究所安排到新成立的保护生物学中心工作，离开了鸟类组。调查数据和资料由杨岚老师和文贤继主笔，整理撰写成调查报告发表在“生物多样性”期刊上。2017年，绿孔雀受到公众关注，一些文章提到“20世纪90年代绿孔雀分布于云南11个州（市）、42个县（市），种群数量800～1100只”，此数据主要来源就是那次调查结果。
第一次调查让我们从宏观上掌握了绿孔雀的分布区域，怒江中下游、澜沧江中下游、红河上游和中游三个区域的河谷及其支流，是云南绿孔雀的三个主要分布区。20世纪80年代威胁绿孔雀的两大因素，一是栖息地丧失，二是非法猎捕和人为投毒。
80年代初期滇西南热带地区，地方政府发起了甘蔗上山的种植运动，怒江、澜沧江中下游低海拔山地的原生植被遭到大量砍伐，开垦种植甘蔗，导致绿孔雀失去大面积的栖息地，分布区域和种群数量明显减少。龙陵县勐醒镇林业站的工作人员介绍，村民为了自己的庄稼不被绿孔雀损害，在绿孔雀饮水的水塘里投下敌敌畏、乐果之类的杀虫药，绿孔雀一旦饮水中毒，全部死亡，没有一个活口。投毒手段隐蔽，不留痕迹，查处十分困难。
2016年，我去巍山青华绿孔雀保护区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当地护林员告诉我，2006～2007年期间，有人投毒毒杀绿孔雀。那时候澜沧江小湾电站尚未蓄水，黑惠江两岸的绿孔雀栖息地还未被淹没，绿孔雀就已危机重重。护林员回忆，在綠孔雀经常觅食的林缘、地边，都能看到三三两两的绿孔雀的尸体，最多的一处有十多只。由于被毒死的孔雀太多，空气中弥漫着死孔雀的臭味。听得我不胜唏嘘。
谁在关注绿孔雀
2006年春天，我去双柏县鄂嘉镇为哀牢山保护区调查人员培训。培训期间，我得知当地的恐龙河州级自然保护区尚有一定数量的绿孔雀栖息。鉴于绿孔雀生态习性研究甚少，资料匮乏，我决定以恐龙河为研究基地，做一些绿孔雀的生态习性观察。
做研究需要科研经费，当时国内科研经费竞争激烈，申请比较困难，我从香港观鸟会的中国鸟类保育基金申请到1万元港币，安排研究生刘越强在恐龙河研究绿孔雀。为期两个月的野外研究中，他依据绿孔雀的鸣叫位点、活动痕迹，确定了恐龙河保护区绿孔雀数量和栖息生境。
翌年景谷县林业局联系我，希望调查他们县半坡乡绿孔雀的现状，但是没有调查经费。我安排了西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保护专业的学生王晨，去半坡乡做绿孔雀调查，以此作为他的本科毕业论文。此时距离第一次绿孔雀调查，已经过去了15年，绿孔雀的分布和种群数量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必要再做一次全面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