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透四方
“21世纪的建筑师最应该掌握‘溝通’这项技能”——推崇沟通、强调合作的隈研吾用一层镂空的铝制结构、通透的玻璃幕墙与灰砖墙重塑其团队位于四合院里的办公室，消除了内外之间的隔阂，既保留私密感，又向外界敞开胸怀。
冬天低垂的日头仿佛匍匐在四合院的屋顶上，阳光穿过外墙的铝制方格，地面倏然成了一汪池水，涟漪般影影绰绰。光影是轻的，金属却沉重，虚实对比强烈、有趣。我们正在隈研吾建筑都市设计事务所（Kengo Kuma & Associates）位于西打磨厂的北京办公室里，2年前他们完成改造，相连成“L”形的2间厢房用于办公，另2间则是这个新兴文艺街区举办活动的场所。
隈研吾刚刚抵达办公室，背着一个双肩包，里头装着满足换洗的T恤与电子设备，这是他每趟出差的老行头了。他每月平均出差三四次，来中国或去欧美国家确认各地项目的进展。在不同国家工作，于他而言，更大的挑战在于文化与建筑环境的差异，但是他并不抗拒这些文化障碍，反而将其视作很好的学习机会，“未知往往会引向新的惊喜”。他回忆起20年前设计“长城脚下的公社竹屋”这个项目时，同事某日来电，沮丧地告知施工方购买的竹材与设想的完全不同。他抵达现场后发现，竹子的长度、直径与颜色都不一致，与预想相去甚远。但他很快发现这些竹子区别于日本竹子的精致感，有一种朴实天然，甚至“野蛮”的美。他不仅没有要求停工，反而建议继续采购类似的竹子，创造出一个全新的风格。追溯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包容品格的源头，也有对材料的尊重——对材料了解细致，方能游刃有余地应用它。他用一层铝结构包裹了北京办公室的外墙，两种类型的铝片相嵌，组装成一个个方形，结构稳固，观整体，宛如帘幕。金属变得柔和、轻盈。
“如果建筑师试图控制一切，每个项目最终会大同小异。但是通过交流，我们与合作者折中取舍，项目也因此被赋予了自己的生命，变得独特。当代的建筑不是源于建筑师的‘自我’，它是团队工作的‘孩子’。如果人与人之间沟通深入，什么都能创造。”也是因此，除了视野开放的铝制框架，他选择用通透的玻璃幕墙与灰砖墙重塑办公室的外墙体结构，稀释了内外之间的隔阂，既保留了私密感，又向友邻敞开胸怀。胡同大爷饭后溜达着消食，便能透过大落地窗看见这儿正在忙碌的年轻人。那么他究竟如何提高沟通技巧？我好奇地问。“与年轻一代说说话。”他笑着说，儿子便是他喜爱的一个交谈对象。儿子也做建筑，子承父业。“儿子与其时装设计师、艺术家朋友们住在一个Share House里，离我们家很近。我常与他们一起喝酒、聊天。”
隈研吾多数时间生活在东京，经常从早上9点工作至午夜，晚饭后回到办公室开会，一开起来经常是3小时，其间讨论10余个项目。北京办公室也有一张会议桌，桌板是一整块横向切削的原木，底面保留了树干原始的肌理。“当时为了这张桌子，我们来回发了许多邮件与他确认细节。”最后，他的助理悄悄暗示，这还是一位“完美主义”老板。
创意友邻
孙大勇与周宸宸因共同受邀参展2016年米兰国际家具展的场外展“Travel Life，Walking Box”而结识，兴趣投契的二人也从工作之交变成“好哥俩”。宸宸与其团队原本在北京某处现代居民区里办公，一直希望找到一处相对僻静、“能沉心做事”的地方，正好遇上孙大勇要搬工作室，一来二去，双方成了胡同大院儿里的邻居。这是一座兴建于1970年代末的研究所办公楼，需要穿过层层密集的胡同网络，几番周折才可抵达。而这番曲折像是正好圆了宸宸向往僻静的愿望。
周宸宸的工作室在一层，一对抱鼓石在摩登的滑动门前迎人，这是在去年“设计中国北京”为打造胡同布景留下的道具，放在这儿，多了几分诙谐。进门后一片白净，诸多家具代表作有致摆放，一侧通顶的3层搁架摆放着短短几年设计生涯中各个阶段的座椅。团队在另一边的玻璃墙后工作，地坪漆地面与统一刷成白色的砖墙令原本采光弱的一层变得明亮。“我们拆掉实体隔墙、只用玻璃而形成心理与噪声上的隔离，我希望为团队创造足够开放、通透的环境。”
爬上20世纪末老建筑典型的水磨石楼梯，会先经过一段走廊，才能进入PENDA槃达建筑的办公场所。走廊一侧连续的钢筋搁架上栽满了绿萝，其后是事务所代表项目的展示墙。办公区的四周被各种材料样品、材料册与杂志书籍围绕，临窗的桌子主要用于陈列与制作模型，孙大勇在构思时有意提升了桌面高度，让大家能站立工作，呵护腰部。临窗还有一间用于开会与休憩的房间，员工们，甚至是甲方可以在一个“大炕”上开会、休息或是看一场电影。
两家工作室分别是150、200平方米左右大小，各自容纳了10余人的团队规模办公。双方也正不断开拓合作的可能，在槃达最新完成的一组美容店室项目中便大量应用周宸宸的家具作品。这对年轻的创意友邻扎根胡同中，不断向外输出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