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下半叶以来，文化的多元化呈现出势不可挡的趋势。许多学者将“身份”、“认同”这个概念应用于跨文化领域，各种理论、观点推陈出新。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笔者从跨文化交际理论中得到启发。对外宣译者的身份认同问题作出如下总结：1.确立文化主题性； 2.外宣译者应具有包容性；3.应具有灵活性，创新性。译者的身份在本质上是跨文化交际者，因此在跨文化认同理论有助于译者进行正确地定位，并为译者提供科学的指导方针。
关键词：身份认同 外宣译者 主体性 包容性 创新性
一、引言
60年代之后，文化开始作为一个重要的要素出现在翻译理论家的专著中，奈达、费米尔先后将文化元素引入翻译理论，使翻译理论进入一片广阔的天地，并使两千多年来的 “直译” 和 “意译”之争有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苏姗·巴斯内特把翻译中的文化要素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当代翻译文化转向的领军人物。她认为：“翻译应以文化为单位，而不是把翻译单位局限在语言范围里”。可以说，从文化角度解决翻译问题，不仅是当今翻译界的潮流，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引用阿德勒、吉川、金荣渊、戴晓东的跨文化认同理论，对外宣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问题进行阐释。
二、身份”或“认同”的概念
“身份”或“认同”（identity）不仅是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跨文化交际学中的重要范畴。它与类别、角色、立场等概念相联系，揭示了生活在多元文化中的个体与其所接触的文化关系。
“Identity”一词最初是一个哲学范畴。1940年埃里克森（Ericson）将其引入社会心理学，首先在青少年心理分析中使用了“自我认同”（ego identity）。20世纪70年代之后，泰弗尔（Tajfel）等人将身份认同理论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建立起社会认同理论。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的群体产生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Hecht ML. A Rearch Odyssey， 1993（60）：76-82）
三、跨文化认同理论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西方民族复兴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兴起，同时科技的日新月异带来交通、信息的飞速发展，人们之间的交往日趋频繁，文化的多元化呈现出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先后有阿德勒（P.S. Adler）、吉川（M.J.Yoshikawa）、金荣渊等学者将“身份”、“认同”這个概念应用于跨文化领域。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跨文化研究学者戴晓东在《解读跨文化认同的四种视角》对阿德勒、吉川、金荣渊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在他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在社会认同理论基础上，阿德勒率先研究跨文化认同。1976年，他提出了超越单一文化认同，建构跨文化人格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从认同的多元化与世界化角度，进一步发展多元文化人（multicultural man）理论，分析跨文化认同的特征与内涵（戴晓东，2013（9）：144-145）。这在跨文化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生活于多元文化中的多元文化人不断学习新文化，反复探索、调试，在与世界的互动中重塑自己的认同，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柔韧性。
吉川借鉴阿德勒的多元文化人理论、布伯（M.Buber）的对话理论以及佛教中有关事务相对性的思想，从认同的互动与联合的视角解析跨文化认同的蕴含。在他看来，跨文化认同是交际者经历跨文化适应的“接触、分解、再整合与自治”阶段之后，超越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建构双螺旋（double-swing）式和谐的跨文化的关系的过程。（戴晓东，2013（9）：147）
金荣渊综合以上的跨文化研究成果，从认同的个体化与普遍化角度探讨跨文化认同的内涵。她提出：跨文化认同体现一种全新的文化定位。它是交际者在早期的文化习得之后，经过与新文化群体的成员长期、稳定的互动后形成的，比原有认同更具包容性、灵活性和创造性的身份认同。（戴晓东，2013（9）：146）戴晓东认为金的理论与阿德勒、吉川的理论相比，更强调交际者的自我超越性。基于以上三种理论之上，戴晓东从身份拓展与延伸的视角对跨文化认同的内涵提出另一种解读：跨文化交际者在发展跨文化认同时应该确认自己的文化主体性，然后再与他人互相借鉴，携手共进。（戴晓东，2013（9）：148）
四、跨文化认同理论对外宣译者的启示
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翻译活动中最主要的交际者——译者往往游移于两种或多种不同的语言、文化间无所适从。翻译中，译者到底应该是“征服者（哲罗姆，S.Jerome）”、“画家（德莱顿）”、“媒婆（郭沫若）” ，还是“带着镣铐的舞者（许钧）”？应该隐身还是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这些问题不仅让译者苦恼困顿，也让翻译理论家们长期争论不休。
作为一名外宣翻译研究者，笔者从阿德勒、吉川、金荣渊、戴晓东等学者的跨文化身份认同理论中得到启发，对外宣译者的身份认同问题作出如下总结：
（一）确立文化主体性
译者，作为跨文化交际者，面对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既要避免族群中心主义，又要确立起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在外宣翻译中，主要表现在加强自己的政治意识。此时，翻译的本质不再局限于一种价值中立的纯语言转换活动，而是涉及以价值选择和意义阐释为前提的政治行为。
例如外媒将“台湾问题”译为“Taiwan Issue”，而我国的一些主流媒体也不加甄别地沿用了这一译法。反观“issue”一词在词典中的解释是“an important question that is in dispute and must be settled”，即悬而未决的，或有争执的问题。而实际上，台湾自古以来便是中国领土，“issue”一词只能使原来毫无争议的问题复杂化。一些专家学者指出翻译中使用“question， topic” 等词能够更准确地反映问题的实质。另外，外媒把“台独”译为“Taiwan independence”， “independence” 一词常指殖民地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获得自由。这一词的使用，代表承认台独的合法性。因此我们应该选用“secession”，本意是“分裂”，少数派企图分裂中国、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阴谋便昭然若揭。同样，“黄岩岛”与“钓鱼岛”在对外宣传中也应分别译为“Huangyan Island”和“Diaoyu Islands”而不是“Panatag Shoal”与“Senkaku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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