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馆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党的保密工作开始于党成立前后。1921年7月23日至7月31日，中国共产党作为正式建党标志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前会上采取了大量的安全和保密措施。可以说，保守秘密是党的一大安全成功召开的重要保障之一。
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农业部部长李书城（1882—1965）时说：“你的公馆里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的‘产床’啊！”1969年，毛泽东在回顾建党初期的往事时又说：“一大是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召开的。”
“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就在上海望志路
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即今天的一大会议旧址纪念馆）。其实，但凡了解一点党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党的一大会址最初是定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女子学校。当时负责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来上海开会的是李达和李汉俊，信写得很平常，大意是暑期放假，有教授来沪开学术会议，敬请贵方派两名代表于7月初来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女子学校报道。毛泽东、陈潭秋等数位代表接到通知后，于1921年7月前抵达了学校。只是当时正值暑假，学校的师生都已经放假了，此时陌生人进出学校，必然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不安全，也不利于保密，于是李达、李汉俊决定转移会场。这第二个会场就是李书城公馆。
李书城，1902年赴日本留学，后追随孙中山，参与组织同盟会。1913年后，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国、护法斗争。
那时的上海法租界为国民党政治精英的集中居住地，李书城在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租了一幢小楼房把家人安顿下来。不久后，李汉俊从日本留学回到上海，住进了哥哥的公馆。就这样，李书城的公馆成了李汉俊从事革命活动的秘密据点。1921年年初，李汉俊以李公馆为大本营，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建党工作。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抵达上海，与李汉俊、李达在李公馆秘密会见，马、尼二人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
李汉俊、李达经过反复磋商，决定将一大会址由原定的上海法租界内蒲柏路女子学校改为李公馆。一来李书城民国元老的显赫声望，有很好的掩护作用；二来这里地处市郊，周围环境比较僻静，对会议的安全非常有利。
1921年7月23日晚，口音不同、衣着各异的13名一大代表陆续走进李公馆，马林等两名共产国际代表列席会议。他们在一楼餐厅围坐在一起，酝酿开天辟地的大事——成立中国共产党。
会议进行到第7天，7月30日晚，正当中共一大代表开始在李公馆举行第六次（闭幕）会议时，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会场，环视一周后说“我找错了地方”，随后匆匆离去。
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敏感意识到有问题，当即建议立即休会转移。会议被迫中止，代表们迅速离开会场。果然，10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了会场。最后中共一大代表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船上继续开会直至胜利结束。
一大召开过程中三次会场的转移，无不体现了保密工作的重要性。因此，在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中明确规定：“在党处在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
这一时期，为了保密，中央组织部下发的党员人数月统计表的名称是“同学调查表”，校名即地方党组织的名称，党员性别分别以男生、女生标注，党员类别则分工读生（工人党员）、农科生（农民党员）、兵科生（军队党员）、文科生（知识分子党员）等，另外还有正式生、旁听生等等。
不过，在党成立初期，由于反动军阀的镇压，党的活动长期处于地下状态，也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侦察保卫组织。1925年8月，主张联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杀，这使得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陈延年意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情侦保密组织，并在黄埔军校内部逐步发展起来，但组织还很不健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虽然党中央事先得到零星情报，却缺乏核心层的决策情报。而且政变后，由于情报没能及时掌握，上海、广州等地的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的突然袭击，大批干部和群众骨干未能及时转移而遭捕杀。
南昌起义严守军事秘密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为挽救革命，1927年7月24日，中央临时常委会和共产国际代表一致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并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恽代英、李立三、彭湃等为委员组成前敌委员会，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
7月25日，周恩来从武汉动身去九江，临行之前，他对邓颖超守口如瓶。邓颖超后来回忆说：“周恩来直到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待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握手告别。”一直到8月初，邓颖超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南昌起义的消息，才得知周恩来去了南昌。
那时军队党的组织是极具保密意识的，为保证战斗的突然性和秘密性，每一步行动都做了周密而具体的安排，即便在临近起义的前几天仍保持高度警戒。7月30日下午2时左右，在南昌百花洲畔一栋教学楼内的第11军第24师師部，叶挺召集营以上军官开会，“会场是临时布置的，远处有卫兵站岗警戒，闲人一个也不许进来，看来会议很机密”。与此同时，驻扎在子固路江西省圣公会的宏道中学和教堂内的第20军指挥部，贺龙也召开了团长以上军官会议。为防止泄露机密，会场高度戒备。而获悉起义计划后的团、营级军官同样做到严守机密。时任第24师72团3营营长的袁也烈曾这样考虑：“在我们这个营的军官中，副营长是国民党员，连长、指导员中有3个国民党员，排长中国民党员多于共产党员。这些国民党也虽然被认为是进步的，可能跟着共产党走，但对国民党军作战的坚决程度，尚待考验。特别是因为他们有许多黄埔同学在对方，有意无意地送个消息是很可能的。为了严守军事秘密，保证战斗的胜利，我便亲自去组织战前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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