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立论之初就抓住了劳资关系的本质，发展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对马克思的劳资关系理论要加以发展和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基于这一现实，必须发展时代化的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和谐劳资关系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私营经济；劳资关系理论；中国特色和谐劳资关系；劳资冲突；《资本论》
中图分类号：P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8）02-0001-06
一、问题提出及文献评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私营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到2014年年底，私营企业的单位户数达到0.155亿户，就业人员达到1.44亿，占全国总就业人数比逐年上升。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的劳资关系几近从无到有、从合作到斗争，不和谐状态日益凸显。尤其是近年来，以劳资冲突为表征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着我国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1]在私营企业中，劳动者处于弱势、从属地位，在工资、社会保险、工作环境等方面往往无法得到很好的保障，大部分就业人员还处于国家劳动法规保护和社会制度之外。
我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高速发展之后，诸多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开放前后，中国是一个资本严重短缺而劳动力过剩的国家，这种资源禀赋要求我们给予投资较高的回报，实行“资本偏向”战略。但在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顶峰，开始以每年500万人的速度逐渐减少。[2]由过去的禀赋派生而出的生产逻辑已不再适合，传统的生产关系或劳资关系将会发生改变。
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政策理论的发展需要我们研究当前的劳资关系，尤为迫切的是发展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并运用时代化的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分析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资关系。国外对劳资关系尤其是劳资冲突问题的研究，已经形成一批代表性的理论，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工业资本主义理论，韦布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的工业民主主义、约翰·罗杰斯·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的集体行动约束个体行动、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选择与行为理论等，并涌现出了一大批对工人罢工、劳资冲突解决机制等问题的开创性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主要是从群体性劳资冲突事件诱因、劳资冲突事件的外在表现、劳资冲突的形成机制、劳资冲突事件的演化规律、路径及应对体系。难能可贵的是，国内外也有不少学者研究马克思的劳资关系理论并运用该理论分析和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劳资关系，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资关系实际，系统研究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时代化发展的文献不多，已有文献主要囿于对马克思劳资关系发展的所有制差异的解释上。因而发展与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一脉相承且与时俱进的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理论，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重大意义。在实践上，对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的和谐劳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
二、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本源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最早对劳资关系进行研究的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他对英国的劳资关系进行了分析。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异化劳动”的范畴，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理论产生的萌芽，而其丰富的理论思想主要体现在《资本论》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观点，将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坚守劳动、劳动关系和劳动生产组织的阶级性质，表明劳资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依以运转的轴心，其产生、发展、灭亡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并行的。我们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或者说坚守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前提下，围绕“劳动过程理论”，将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总结如下。
（一）在生产领域，劳资关系是对立中统一的。
生产领域，即马克思研究的劳动过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强调对生产过程即劳动过程的研究。[3]社会学把专门研究雇佣工人劳动过程的理论称为“劳动过程理论”，而这一理论的源头，来自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的这一经典章节。在“劳动过程理论”看来，正是控制与反抗形塑了工场或工厂的基本面貌，因而成为劳资关系的核心部分。
第一，对立性。“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斗争是同资本关系本身一起开始的”，“资本关系一开始或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就伴随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斗争。”[4]（492）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发展成对劳动的“指挥权”，“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4]（359）资本雇佣劳动制度实际上就是资本家和劳动者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两个强弱不对称的产权主体间斗争中合作而形成的非均衡制度安排。这种在斗争中的合作关系充分地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甚至在生产过程之外，它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5]在这一领域，以资为本，劳动力是在流通领域是以生产要素形式出现的，而其价值即工资在生产过程中是以一部分“生产成本”形式出现的。在劳动过程中，资本处于支配地位，资本通过物统治人的方式来实现资本对劳动的强制。机器“还被资本公开地有意识地宣布为一种和雇佣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4]（501）而资本积累的直接结果就是“相对过剩人口”“工人钉在资本上”和雇佣工人的“贫困积累”。与此同时，雇佣工人对资本也会反抗，这种反抗从对“机器的捣毁”“头首聚在一起”争取一项法律，到“联合起来”反抗资产阶级性质劳动组织和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马克思详细地阐述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性，这种对立直接来源于资本强产权与劳动力弱产权的关系，根源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度和劳动组织的阶级性。
第二，统一性。对立必然也蕴含着合作与统一性，而且随着剩余价值生产阶段的改变不断发展。比如，在简单协作阶段，协作带来了集体力，社会化劳动带来了管理的必要性；在工场手工業中，分工使得工人成为局部工人，工人劳动是每一个特殊的局部过程，是总体劳动的一部分。“如果说工人会适应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也就事先适应了工人”；[4]（437）在大工业生产时期，“机器，除了……少数例外，则只有通过直接社会化的或共同的劳动过程才发生作用。因此，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4]（443）只有资本与劳动的统一，才能不断创造出资本主义的商品世界和劳动组织形式。资本依靠劳动提高生产率，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劳动通过资本获得劳动力价值，从而实现自己的更新与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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