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伯提出的“和实生物”是地道的中国哲学话语。万物由“和”而生，“和”是事物生存的最佳状态和生命之源。“和”的本质在于“生”。儒家提出“中和”，由“中”而“和”，回答了“和”何以可能，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补充并发展了“和实生物”。 “和”体现在社会伦理上，就是“义分则和”，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社会由此得以和谐、统一、强大和发展；体现在人类认识发展上，就是务“和同”而拒“专同”。人类认识和文化的发展同样遵循着“和实生物”的法则。“和生”较之“和合”更能概括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特征；作为中国传统“和”文化的标识，是“和生”而不是“和合”。
关键词：和生；和合；和同；专同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11-0043-07
当人们几乎都一致认同“和合”为中国传统“和”文化标识之时，钱耕森教授经多年的潜心研究和学术积累，将早于孔子提出“和而不同”前200多年西周末史伯的“和实生物”与老子的“道生万物”历史地联系起来，并打通二者，结合时代精神，进行了转化和创新，提出了“大道和生学”这一理论框架，对传统“和”文化做了一种新的哲学概括和发展。史伯的“和实生物”即“和生”概念，视“和”为事物存在的最佳状态和生命之源，揭示了“和”的本质。“和”的本质是“生”。“大道和生学”的提出，将为进一步深入发掘和展示传统“和”文化的哲学精义开辟新的思想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受之启发，本文拟从本体论、伦理学、认识论等三个理论层面，就“和”与“生”、“和生”与“和合”、“和同”与“专同”等三对概念，论述“和实生物”的哲学精义，表明“和生”较之“和合”能更确当地概括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特征，因而能更好地成为中国传统“和”文化的标识。
一、“和”与“生”
将“和实生物”——“和生”概括为宇宙之“大道”，是钱耕森教授对古典中国哲学“和”思想的新概括。
“和生”作为宇宙之大道，首先体现为万物生生之道。孔子提出“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但是如果单讲“和而不同”而不及“和实生物”（《国语·郑语》），论“和”就有可能就和说和，为和而和，“和”就会成为目的本身而阉割了“和”的本质。史伯的“和实生物”之所以更为精深，在于它揭示了“和”的辩证法实质是“生”。就是说，“和”的目的不是“和”本身，而是“生”，是万物的生命和发展。据此，我在多年前就明确表示赞同钱耕森教授的观点：古典中国哲学关于“和”的思想，与其说是“和合”哲学，不如说是“和生”哲学。
在古典中国哲学中，“和”与“同”相对而定义，从而形成了古典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论题，即所谓“和同之辨”。西周末史伯首先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对“和同之辩”作出了极具辩证法智慧的回答。他论述说：“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生）之……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谓“和实生物”。“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同一种东西相加就不会有新事物的产生；“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是谓“同则不继”，这是从本体论的高度揭示出事物生成和发展的辩证法。以此为据，史伯认为周“殆于必弊者也”。因为周幽王“去和而取同”，抛弃与己不同却是明智有德之人，而宠爱投己所好的奸邪昏庸之人；厌恶与己不同却是贤明之人。而亲近与己相投的顽固愚昧鄙陋之人。这是弃“和同”而“与剸（专）同”。如此，“欲无弊，得乎？”（以上所引史伯语均见《国语·郑语》）史伯认为，君臣之间应务“和同”而拒“专同”，展现了“和实生物”辩证法思想对现实的穿透力。春秋后期齐国大夫晏婴重申了史伯的思想，也认为“和”与“同”异，主张“和”而反对“同”。他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火单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
《易經·乾·彖》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是对“和实生物”的另一种表述。“乾道”即天道。天道的自然变化使万物各得其属性之正。而万物各正性命。方能达致“太和”（“大和”即太和）。高亨注：“太和非谓四时皆春，乃谓春暖、夏热、秋凉、冬寒，四时之气皆极调谐，不越自然规律……天能保合太和之景象，乃能普利万物，乃谓天之正道。”由太和而始生万物，于是才有万国之安宁。我们无从确考《乾·彖》与史伯“和实生物”出现之先后，但可肯定的是，无论是“和实生物”，还是“保合太和，乃利贞”都是从本体论的高度，将“和”认定是万物生生不息的本源。道明了“生”作为“和”的本质。《易传·系辞下》所谓“天地姻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说的也是“和”与“生”的本质关系；反之，“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易经·革·彖》），说明同性同居，就不能化生新生命体，也就是“同则不继”。显然，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和《易经》表述的“保合太和，乃利贞”，奠定了古典中国哲学“和生”哲学的基础：它明确地揭示了中国“和”文化的本质特征——“生”。《易传·系辞下》所谓“天地之大德日生”，正表述了古典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本质。总之，“和乃生，不和不生”（《管子·内业》）。
史伯的“和实生物”和《易经》的“保合太和。乃利贞”，作为一种万物生成法则的哲学理念，对以后的诸子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用阴阳这对更为普遍性的哲学范畴提升了“和实生物”的本体论思想。《老子》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也即“和实生物”。《淮南子·汜论训》所谓：“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即为其解。荀子也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礼论》），又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天论》）。《淮南子·天文训》表述为：“阴阳合和而万物生”，而《中庸》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显然都是吸收了“和实生物”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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