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公民社会的生长，以及农民利益分化、冲突的不断增加和自我整合要求的不断增强，在我国农村社会涌现出大量代表、服务和维护农民利益的社会组织。这些农村社会组织作为农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有效地实现了农民的自主参与、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保护，业已成为中国村庄治理重要的内源性组织资源。然而，不可忽视的是，由于监管机制的体制性漏洞、组织体系的排斥性弊端和维权功能的过激化倾向等问题的存在，不但限制了农村社会组织的进一步成长及其治理功能发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村社会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因此，健全社会组织监管机制、完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和规范农村社会组织的维权功能，成为农村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社会组织；生长逻辑；治理功能；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D63；C9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11-0061-06
社会组织作为现代公民社会生长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自生力量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成为衡量一个公民社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组织“暴发式增长”，大量的经济组织、监督组织、文化组织不断涌现。农村社会组织是村庄治理重要的内源性组织资源，现已成为农村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但就当前的研究来看，学术界对农村社会组织性质和功能的界定还有很大的歧异。对于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部分学者仍然存在诸多顾虑和担忧，认为其发展可能引发权威弱化、资源侵占、过激维权等诸多问题；部分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则从经济、维权和服务功能等不同侧面来探讨农村社会组织的重要价值，但鲜有学者系统性论述农村社会组织的治理功能。鉴于此，本文试图在分析农村社会组织生长逻辑的基础上，系统阐释农村社会组织的治理功能，并探求农村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路径。
一、农村社会组织的生长逻辑
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过程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考察农村社会组织的产生，可将其视为国家建构、市场发展、社会生长等外部环境和利益分化、利益冲突、利益整合等内在动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农村社会组织生长的外部环境
现代社会一般存在政治国家领域、市场经济领域和公民社会领域三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与其相对应的三个主体分别是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随着国家放权式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介于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之间的第三种力量——社会组织——正在中国迅速崛起。正是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的调整，构成了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组织生长的外部环境。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历史进程、主要经验及理论创新研究”（12JJD8400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推进基层民主发展研究”（11&ZD029）的阶段性成果。
首先，国家建构为农村社会组织生长释放了空间。“现代国家的构建是一个公共权力不断寻求国家与社会、市场关系合理化的持续性历史过程”。因此，对国家权力范围的调整，不断寻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化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主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为打通上层政治与基层政治之间的隔膜，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整合和控制，国家权力通过“政权下乡”的形式不断向乡村社会延伸。然而，国家权力的下沉延伸，尽管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整合和控制，但是其过度扩展压缩了乡村社会自主发展的空间，窒息了乡村社会发展的活力。结果，农村社会组织被淹没于人民公社的汪洋大海中。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渐进式放权改革的推进，国家权力开始逐步收缩，乡村社会的自主性空间逐步增大，形式各异的社会组织开始在农村破茧而出。但是在压力型体制下，全能性的乡镇政府和村“两委”对农村社会事务大包大揽，农村社会组织生长的空间有限。而进入新世纪之后，为解决“三农”问题，国家基层治理体制和对农政策取向发生了重大转变，乡村社会自主成长的制度性空间不断拓展。特别是，随着税费改革的实行和乡村治理体制的转变，乡村组织实现了从“划桨”向“掌舵”角色的转变，为农村社会组织的自主发展进一步释放了空间。
其次，市场发育为农村社会组织生长提出了要求。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社会组织得以蓬勃发展的最深刻的經济根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经济交往扩大，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经济主体必须保持高度的理性，他们希望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他们愿意参与政治，同时又对政府保持一定的戒心，希望能够制约权力；他们遵守契约，通过契约精神的培育形成法治观念；他们在经济交往中逐步树立起平等意识和自主意识。正是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公民形成了现代政治观念，自我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维护共同利益和需要的理性化的社会组织。”市场经济不仅培育了农民的理性精神，增强了农民的经济实力，还将农民推到市场竞争的前台。使农民成为市场经济的行动主体。在强调优胜劣汰、效率优先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分散化、个体化的农户经济无法承担市场风险和竞争压力，农民需要更广泛、更紧密、更具有持续性的合作来提高自身竞争力、抵抗市场风险，这又对农村社会组织的生长提出了新的要求。正是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农民形成了现代政治观念，建立了各种维护共同利益的社会组织。
再次，社会生长为农村社会组织生长提供了土壤。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自由、自主、自治的公民社会正在生成，人们开始追求更加活跃的结社生活。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实施后，乡村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国家权力的大幅度收缩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使乡村社会发展具有了更大的自主空间，农民的组织化要求和组织化能力大为提高，农村社会组织也因此获得了“暴发式增长”，蛰伏的家族组织、经济组织也开始在农村复苏或重建。这些组织在村民委员会这一群众自治制度平台上开展各种自治活动，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保护。其内在治理机制实行完全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由此构造着农村公民社会。而农村公民社会的生长，又反过来推动了新的政治参与组织、经济合作组织、权益维护组织的生长和发展，农村社会组织的组织类型和组织架构日益丰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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