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在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中，涌现出大量的异域游记，旅苏游记是其中的一部分。在东西文明的碰撞中，异域游记不只是看风景，往往寄托着旅行者的文明之思和政治意图，对国内思想文化界不无影响，如梁启超的 《欧游心影录》 就成为一战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反思西方文明的先声。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没有了开眼看世界的惊奇，但中国再度面临十字路口的选择，此时可说是“前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已开始划分势力范围，中国在如何建国的问题上，思想文化界也存在走苏联道路还是走美国道路的分歧。在这个历史关头，文化人的旅苏游记显得尤为重要，它提供了一种亲历者的证词，引导人们去认识、去选择。其中以郭沫若的 《苏联纪行》 和茅盾的 《苏联见闻录》 最具代表性。本文所要探讨的是郭沫若等人旅苏游记的意识形态构造，即他们是如何观看和评价苏联的，以及他们的言论在四十年代中后期文化人的政治抉择中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蒋廷敝、丁文江、曹谷冰、胡愈之和邹韬奋等所构成的旅苏游记传统构成纵向参照;法国作家纪德、罗曼·罗兰的旅苏游记则构成横向对话。
一、进言与出走
1945年2月22日，《新华日报》 刊登了 《文化界对时局进言》，该进言由郭沫若起草，得到312位知名文化人的签名支持。“进言”从“目前全世界战略接近胜利的阶段”的时局出发，历陈国内不团结、政治腐败、“文化教育受着重重扼制”等弊端，提出了六项具体主张，包括废除“审查检阅制度”，“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设施，“停止特务活动”，“采取对英、美、苏平行外交”等。此时周恩来应美国赫尔利之邀，前往重庆谈判，商讨组织联合政府。郭沫若所组织的进言，可以看作是文化界对成立联合政府议案的声援。
进言的背景除了组织联合政府外，还有当时的民主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知识分子关注问题的重心便从“抗战”逐渐转移到了“建国”问题上来。各民主人士开始组党，纷纷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或宣言。至1945年，民主化潮流更为高涨，如郭沫若所说，“三十四年是民主运动公开化的一年”，该年一月，民主同盟发表了对时局的进言，不久海外团体如北美十家华侨报纸通电全国，呼吁建立联合政府。
不过，郭沫若等人虽不用“宣言”，而用“进言”，还是引起当局的不满，据阳翰笙1945年2月25日日记所载：“自 《文化界对时局进言》 发表后，连日来，弄得满城风雨。有许多朋友都受到警告，大有大祸即将临头的样子。”国民党宣传人员曾动员签名者自行登报否认，还发起了另一个《文化界宣言》，都未能奏效。不久，郭沫若所主持的“文工委”被“裁撤”。
“文工委”被解散后，重庆文化人及时予以反击。《新华日报》 发表消息，对文工委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该会在郭先生领导下，对于抗战文化，贡献宏伟，驰誉友邦朝野，这次突被解散，闻者颇感惊异”。除此之外，文工委被裁撤的事件，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除“文协”等文化组织的声援外，重庆各党派及文化界人士还集体宴请郭沫若及“文工委”成员，以示慰问。青年党领袖左舜生表示，“郭先生过去的自由天地太狭，现在我们欢迎文化界的斗士回到更大的自由天地中来”;侯外庐在申述郭沫若的学术成就之后，提倡另外设立民间研究所，这项提议得到了陶行知的支持，他希望郭沫若筹备一个“民主的研究院，或办一个新世界研究院”。邓初民、馬寅初、柳亚子等人也纷纷谴责当局“裁撤”“文工委”的举措，邓初民认为这“是要统制文化”，柳亚子认为此举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马寅初则说，“那解散文工委的是真空管！”而与郭沫若多有诗词来往的黄炎培虽然缺席，却托人朗诵了他写给郭沫若的文化诗三章，其一为：“天地不灭，文化不灭，人类不绝，文化不绝。或箝之口，或夺之笔，人削其名，我胜其实。”
共产党也借此谴责国民政府迫害文化人。此时中共南方局的负责人王若飞在致辞中，先是建议国民政府派郭沫若出任旧金山联合国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如果这难以实现，则欢迎郭沫若到解放区。王若飞尤其强调这一提议的重要性，因为“中共领导的解放区现已有一万万人口，九十万军队，二百五十万民兵，一百二十万党员，这样大的地区和人民希望郭先生当我国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团的顾问，政府应该能接受”。可见，在一九四五年的民主运动中，共产党并不掩饰自己的实力，表明具有主导中国走向的资格，以争取文化人，并向当局施压以在民主运动中占据主动。
“文工委”被裁撤后，除重庆地区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的慰问之外，还得到了昆明文化界的关注，闻一多、吴晗、李广田、罗隆基、李公朴乃至沈从文等五十余人，联名致信郭沫若以表慰问。在信中，他们认为“文工委”被解散，“是中国反民主势力又一政治罪恶的表演”，“它使这荒淫无耻的大后方仅有的几个庄严工作据点，又受到严重打击而停止”，但在当时民主之声高涨的热潮中，他们看到的是新的希望：“‘雾重庆’时代已经过去，光明与黑暗的阵营渐渐分明了。让你和你的朋友坚持着我们文化界严肃工作的堡垒，紧拥着我们文化界庄严的大纛，来争取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命线——民主政权”。“文工委”被裁撤这一政府行为，从而演变为各党派借以争取民主的社会运动。
郭沫若并未如王若飞所建议的去解放区，而是继续留在重庆，其主要身份是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不久便前往苏联，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回来。他前往苏联的名义是应邀参加苏联科学院二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同被邀请的还有物理学家丁西林。
二、制度的风最
旅苏期间，郭沫若记有详细的日记，以 《苏联纪行》 为题结集发表。据日记载，郭沫若与苏联驻华大使馆工作人员邵鲁诺夫同行，他们经昆明，取道印度、巴基斯坦、伊朗转莫斯科，因邵氏行李超重，每一次转机都要停留甚久，因而当郭沫若抵达苏联时，只赶上了纪念大会的闭幕式。在苏联的前十天，他作为科学院的客人，参加了科学院安排的文化考察活动，这包括参观列宁格勒郊区的战场、普希金宫，观赏歌舞和芭蕾舞剧《胡桃夹子》 等。还参加了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为各国学者举办的招待宴会。因科学院的活动倾向自然科学方面，郭沫若的领域属社会科学，于是，自7月4日起，郭沫若便转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V.O.K.S） 招待。对外文化协会特为他和其他几位学者，如著名的“红色主教”英国坎特伯雷主教约翰孙博士等，制定了一个月的参观计划，除莫斯科市区的博物馆以外，主要是到斯大林格勒和中亚的塔什干，参观苏联的工厂和集体农庄。那么，苏联在郭沫若的观感中，呈现出的是何种形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