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仍然值守在八十年代的岗位上

　　有些学者活在他的作品中，当肉体消失时，他的生命即刻在其著作中启动另一段旅程。刘泽华先生就是这样的学者。
　　与一般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不同，刘泽华本身就是一个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他生命的一部分，融入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他发表了影响广泛的《砸碎枷锁，解放史学》《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论秦始皇的历史功过》三篇雄文，从而与当时众多启蒙者一起，开启了思想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对于这三篇论文，刘先生总是谦逊地说那是他缓慢而又艰难地从教条主义束缚中向外“蠕动”的印迹，而实际上，这三篇文章堪称在当时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激起巨浪的三块巨石，即使在四十年后，仍能感受到它们巨大的冲击力。哪怕是在今天，这些文章仍或多或少带着禁忌。刘先生是在创造历史中研究历史的典范，他的思想史研究不单是一个学者的思想史，更多是一个深度介入历史进程的思想者的思想史。也许只有经过时代的淬炼，史学家才会对历史获得在书斋中不可能领略的感悟。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刘先生是学术界、思想界披荆斩棘的一员勇将，他对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反省，代表着当时思想探索所能达到的高度。
　　刘先生总是说，是“文革”促使他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正是得益于“文革”这样一个研究样本，刘先生才创造出与众不同的学术世界。对他来说，“文革”恰如一个“地壳大断面”，给他提供了像地质学家审视地层构造一样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历程的机會。他对“文革”的亲历，无异于对中国政治思想传统的一次田野考察。“家国不幸诗家幸”，“文革”给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任何寻常年代都不具备的条件，只有在这样的极端年代，中国政治传统才会暴露得最典型最彻底。刘先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实质上是一种经验式、体验式的研究，或可名之为活体解剖式的研究，这种研究无疑更容易超越文献的隔膜，也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反过来说，能否解释“文革”，也是评判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个标准。
　　阅读刘先生的著作，总能让人想起剑桥学派政治思想史研究大家昆廷·斯金纳对如何书写政治思想史的看法。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的前言中，斯金纳指出：“文本主义”的方法很少能为人们提供真正的历史，政治思想史应该是一部意识形态史而不是以经典著作为中心的历史，如果政治思想的研究者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那些以他们的任何同时代人都难以匹敌的那种抽象知识水平来讨论政治生活问题的人身上，那就根本不可能了解早先的社会，只有当研究者设法构想出写作这些经典著作的适当的意识形态环境的时候，才能够逐步画出一幅说明在早先各个时期、各种形式的政治思想的实际发展情况的图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提供一部具有“真正历史性质”的政治思想史。
　　刘先生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与斯金纳的上述观点不谋而合。写出具有“真正历史性质”的政治思想史，是刘先生在觉醒之后的后半生的执著追求。在回应论辩者的驳难时刘先生曾说，无论怎样抽象的思想都有一定的历史内容，抛开历史内容，思想只能是灰色的、无生命的东西，最多只是文字游戏而已。他总是怀着启蒙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想要知晓的愿望”来挖掘历史，他对事实的追求充分体现他的研究特点上，即把理论世界与经验世界连接起来，把生活中大量司空见惯的现象学术化理论化。刘先生的研究可谓把历史与生活落实到理论上的一个范例。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人们在读他的著作时总能产生强烈的共鸣。毛泽东曾说过一句至理名言：“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以此来评价刘先生的研究可谓恰如其分。
　　近年来，在钱穆带着温情与敬意治史旨趣的诱导下，否定中国古代是专制社会这一朗如白昼的事实成为一种时髦，有人甚至视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为一场是由欧洲到日本再到中国的“理论旅行”，试图论证专制主义只是外国人给古代中国贴的一个标签，从而将一个本体论的问题变成认识论的问题。不幸的是，这种带着温情与敬意对中国古代专制主义进行美化的努力，每每为中国政治发展史上屡见不鲜、俯拾即是的王权主义灾难所嘲讽。
　　王权主义理论是刘先生留给当代中国学术界的珍贵遗产。中国现当代学术一向缺乏原创性概念和命题，刘先生提出的王权主义概念和王权支配社会理论，其高度的概括性和内涵的丰富性，堪与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相提并论。对权力在中国历史上的支配作用的揭示，是学术界对中国历史独特性认知的一个突破性更新，越来越多的学者服膺并赞同王权主义。李振宏就对王权对中国社会的绝对支配做了进一步申论，并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社会形态理论进行了犀利的反思。张金光也通过独立研究，得出“全部中国历史进程是以国家权力为中心运转的，国家权力决定并塑造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基本面貌”这样重要的结论，从而和刘先生的王权主义理论遥相呼应。可以说，由国家权力人手来观察中国社会形态，是当代中国学术理论创造的一次重要分娩，是对中国认识领域众说纷纭状态的一次廓清。
　　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是刘先生的另一重大发现，这一对中国政治思想的抽象概括，颇类似经济学、数学所建构的模型，以此为分析工具，中国政治发展史上一些颇费思量的复杂现象即可得到合理解释。阴阳组合结构道破了中国政治智慧的玄机，堪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一次巨大的“技术进步”。作为这一结构的发现者，刘先生能轻易地跳出这个结构的裹缠来讨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而他的批评者则更多是在阴阳结构中打转转。
　　刘先生可能至死都不承认，属于他的那个八十年代早已过去。这些年来，刘先生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启蒙立场的坚守。虽然八十年代的阵地上早已空空荡荡，但刘先生仍然像守夜人一样值守在他的岗位上。刘先生是一位勇敢的学者，他带着“防御性思维”的精神创伤（这是他那代学者共同的创伤），虽时常逆风而行，但仍然义无反顾低头往前拱，丝毫也不理睬“学随术变”的周围环境。刘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八十年代之子，他在晚年堪称八十年代的代言人。对他来说，今日中国的思想和学术潮流，都必须经过启蒙的诘问。他与国学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争论，本质上是启蒙和最近三十年渐成主流的反启蒙之问的对峙。正如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彼得·J.卡赞斯坦在《中国化与中国崛起》一书中所言：“儒学现在得到推崇，成为一种政治资源，而不是负担。”在文化保守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刘先生对启蒙的这份执拗无疑已略显落伍，他同国学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论战，在别人眼中或许有些类似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但他似乎从不介意。虽千万人吾往矣！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屡有事例表明，一种学说的不合时宜，往往不是由于它本身已被时代所超越，而是由于时代的徘徊。所幸，决定一种学说、一种理论生命力的是其内在的逻辑和对事实真相的揭露，而不是飘忽不定的潮流和风向。
　　对刘先生最好的纪念，无疑是坚守启蒙。近年来，在后现代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共同夹击下，启蒙遭遇到重大顿挫，“启蒙成为一条死狗”（许纪霖语）。毫无疑问，作为崛起于十八世纪的一场运动，到了二十一世纪，启蒙本身已经暴露出种种问题，这在中国也难以例外，但在启蒙的基本价值尚未兑现的情况下，对启蒙的反思就难免有几分吊诡。无论是后现代还是文化保守主义，在反启蒙的过程中，都回避了实际问题。尤其是站在后现代立场上对启蒙的攻讦，更是典型的东施效颦。针对保守主义和后现代制造的“启蒙知识分子是现代集权主义的源头的神话”，美国学者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在《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中也给予有力的回击。在他看来，启蒙思想仍旧是任何真正的进步主义政治的最好的基础，我们必须将启蒙运动阐释为一种囊括极广的政治事业和一种仍旧充满生命的传统，即使面对强烈的质疑，启蒙仍然有着广阔的空间。
　　刘先生是一个彻底的现代主义者，在他的现代化议程设置中，彻底肃清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种种“范式”乃至“定势”，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他是一位真正的进化论者。“历史是通过范例来教学的哲学”，用刘先生自己的话说，他的这些论文是有针对性的。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从现代性出发来衡估传统文化在今天的文化实践中的角色，一直是刘先生倾全力思考的问题。安东尼·帕戈登在《启蒙运动为什么依然重要》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所有的历史，如果还要比纯粹的考古高明一点的话，必须是对当前如何从过去而来的一种反思。”也许，这句话才是我们理解刘先生及其王权主义理论的关键！

推荐访问:值守 岗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