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到文学创作的“问题意识”，了解新文学起源的人们应该并不陌生，五四时期出现的小说大都是“问题小说”，当时的作家苦于现实的黑暗及困境，个人的无力及彷徨，以文学的方式来给社会开具药方，爱与美，启蒙或变革。之后描写乡村记忆与现实处境的乡土小说，我想是更深广也是更切中实际的社会“问题”的写照，淡化预设观念之后是浓郁的乡愁，来自泥土的气息，乡风习俗；紧接着被誉为有着“社会分析派”色彩的乡土书写，亦是社会大问题的考察，阶级理念，政治思想，人物与情节的典型意义呼之欲出，试图来解析历史与当下的整体趋向。20世纪40年代作为解放区文艺创作方向的代表人物，也是被称为“文摊文学家”的赵树理，亦在写作中贯穿“问题”，他是这样来谈文学创作的主题：
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这在我写的几个小册子中，除了《孟祥英翻身》与《庞如林》两个劳动英雄的报道以外，还没有例外。如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我便写《李有才板话》；农村习惯上误以为出租土地也不纯是剥削，我与《地板》（指耕地，不是房子里的地板）……假如也算是经验的话，可以说“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容易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①。
带着工作中所遗留下来的问题来写作，是关于政治方向，社会发展，时代难题，这也就使得笔下的世界有鲜活的事件与人物，当然，写作也就难免成了阐释政策时局，服务于政治及革命的一种方式。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也就是50年代出生的作家开始走入文坛，练习写作的时候，也有类似于赵树理这样的问题小说，简单的形象与情节，背后是意识形态的牵引。再说到近年来以乡村为主题的“非虚构”叙事，大多也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急切地想要书写乡村现状，吁求关注所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梁庄在中国”，“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这样的标题本身就有了现实的穿透力及问题的凸显。
而在贾平凹这里，“问题”又是什么？谈到他的“问题意识”，并非是讲他的写作有着预设的观念，有意对某种理念进行图解，或者强调他紧跟时局与文学思潮的写作，而意在表现他以文学的方式发现问题并书写问题的情怀、精神与笔法。
若从1973年贾平凹正式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一双袜子》算起，直到现在，他的写作未曾离开过乡村大地。他是一个与时代同步的作家，同步并非指其有意地跟随社会与文学的方向——事实上，“寻根”“先锋”“改革”的思潮中都有贾平凹的身影，但他意不在此，每每又以与众人相悖的方式进入其他题材的写作，而是指对现实的敏锐观察：80年代反应农村改革气象的《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古堡》《浮躁》，90年代的《土门》《高老庄》，新世纪的《怀念狼》《秦腔》《高兴》《古炉》《带灯》《老生》《极花》，他的乡土书写不仅只是在聚焦乡村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常与变，更重要的是，他一直保持着对现状的洞察力，还有追问现实，对现实发问的权利——在他的探寻中，有一种乡土作家罕见的文化自觉，也就是去理解并在一个宽广的历史与社会视阈中来考察费孝通所说的，“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②不管是人性人心，还是乡村社会的变迁都是放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的语境中来察看。尤其是在他90年代写完《废都》之后，他整个的观察转向的是乡村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式微情状及其困境，开启的是由“废都”向“废乡”的这一乡土书写模式，甚至像乡村基层政治、上访、拐卖这样的敏感话题都成为他的写作内容，他不满足于只是描述和记录现状，回忆与书写历史，而是要去追问现象背后的陈因，是什么导致了今日的乡土裂变，是什么让人性如此狰狞？每一次发问都与乡村的困境，社会的难题联系在一起，他不止一次在后记中提到过萦绕于内心的那些人和事，有着不得不说的冲动与责任，溃散的乡村，日渐消隐的历史往事。我想，在贾平凹的写作中是有着明显的为乡土作传，为乡土立言的意识，并且是揭露那些潜藏于乡村深处的思想黑洞与人性裂隙的使命感，提出贾平凹的“问题写作”也就在此：
故乡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现在的故乡对我越来越成为一种概念。每当我路过城街的劳务市场，站满了那些粗手粗脚衣衫破烂的年轻农民，总觉得其中许多人面熟，就猜测他们是我故乡死去的父老的托生。我甚至有过这样的念头：如果将来母亲过世了，我还回故乡吗？或许不再回去了，或许回去得更勤吧。故乡啊，我感激着故乡给了我生命，把我送到了城里，每一做想故乡那腐败的老街，那老婆婆在院子里用湿草燃起熏蚊子的火，火不起焰，只冒着酸酸的呛呛的黑烟，我就强烈地冲动着要为故乡写些什么。我以前写过，那都是写整个商州，真正为棣花街写的太零碎太少。我清楚，故乡将出现另一种形状，我将越来越陌生，它以后或许像有了疤的苹果，苹果腐烂，如一泡浓水，或许它会淤地里生出了荷花，愈开愈艳，但那都再不属于我，而目前的态势与我相宜，我有责任和感情写下它。法门寺的塔在倒塌了一半的时候，我用文字记载过一半塔的模样，那是至今世上惟一写一半塔的文字，现在我为故乡写这本书，却是了为了忘却的回忆。③
如若说贾平凹对乡村境遇的关注是社会物质的层面，那么在这里同时有一条隐现的却并不难见的精神线索。在《废都》里他早已感知到了一种无法挽回的文化颓败，当这之后的大多数长篇都在细细地叙述乡村一点点的败落与沉寂时，恰恰也是将现代人无根的漂萍的状态一一勾勒；或者在隐现出纷繁复杂的世相及人性时，同也是在为整个民族的精神生存状态素描。与此同时，当面对历史与现实的乡村处境时，对人性、暴力的思辨与诘问亦是在试图厘清精神的背景。何况，他小说里大量存在的疾病隐喻，更多所指向的是精神的隐疾与病态，一个人，一个村庄，亦指向一个民族。
二
很明显，“问题”与“现实主义”是息息相关的。可以发现，贾平凹的小说既有像社会分析派一样对宏大历史与社会现实的扫描建构，甚至拆解，也有像赵树理一样就某一个问题，所生发开来的思考形塑，那么，首先我们需要谈及对“现实”二字的理解。它不仅仅是指向我们所处的当下，也指向我们在当下的位置所体会到的历史情境，历史的过往亦是一种指向当下的严酷现实，或者说，我们站在当下的视角回看历史境遇时不同样感受到并未远去的血雨腥风，温暖悲欣吗？抑或那些历史的因子早已沉淀于我们的血脉，它们需要厘清梳理与逼现原形。换句话说，现实主义同样离不开一种“历史感”，“历史感并非作家对历史的全部分析或即时反应，而是体现为作家‘生活在其中’的意识，一种时间、空间与文明洪流汇集于此的坐标感，只有在此坐标轴中，人或历史才能体现出它们的存在与意义。”④我想，在贾平凹的“商州”“棣花”“清风街”，他是能够找到一种历史感，也是基于这样一种存在的坐標感——不只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这么简单，而是混杂着多种局面，具体而言，也就是当代作家比现代作家有可能站在更宽广的视阈来察看、书写并反思中国乡村的现代性历程。于当下和过往，此刻，我们需要的正是现实主义的直视与冷静。现实主义的优越性除了沉淀优良传统，如典型人物、典型情境的意义与寻找，写实色彩，对历史感的呈现等等，它也正像迪克斯坦所说，“人们曾经有过这样的共同假设：赋予文学以意义的一切其他要素——对语言和形式的精通，作者的人格，道德的权威，创新的程度，读者的反应——都比不上作品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那么重要。文学，尤其是小说，毫无疑问是关于我们在文学之外的生活的，关于我们的社会活动，物质生活以及具体的时空感。”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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