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的界限

　　摘 要：阿来的《尘埃落定》甫经问世就获得众多好评。诚然，时至今日，《尘埃落定》之经典价值已无需多言，但就小说中的逻辑硬伤、文化失真、自我重复等现象而言，这篇小说的缺憾依然存在。以一个更宽广的视野来看，与其说，这是这本小说存在的缺憾，不如说这是当下小说家创作中普遍遇到的一个问题。归根结底，这是“虚构与真实”“创新与继承”这些文学所必将面临的永恒矛盾。
　　关键词：《尘埃落定》 叙事技巧 文化表达 题材利用
　　《塵埃落定》是阿来的成名作，也是阿来的代表作。在叙事学的意义上，它摆脱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成功地融入魔幻现实主义元素，主体上运用第一人称外视角，并辅以视角越界，讲述了一个完整而深刻的故事；在内容上，它书写了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土司制度的消亡，展现了独特的藏地文化。仅鉴于这两者的成就，在当代的文学版图上，《尘埃落定》都理应占据一席之地，但在将它奉作经典、交口称赞的同时，我们也理应看到，作为阿来的首部长篇小说，这篇小说的叙事和内容也并非无懈可击。
　　一、叙事技巧的探索与局限
　　（一）视角越界与逻辑硬伤 魔幻现实主义流派的典型特征是既在作品中坚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原则，又在创作方法上运用欧美现代派的手法，插入许多神奇怪诞的幻景。通读阿来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神奇、怪诞的东西：通晓巫术的巫师、精准预言的僧人、四处游荡的魂灵、不可思议的视角越界……魔幻的风格体现出阿来对创作技法的重视和探索。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也曾致力于摆脱传统叙事的窠臼，但大量实验性叙事的后果，是对小说意义层面的漠视和损伤。90年代初的《尘埃落定》在做出这种探索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类似的问题。
　　就视角越界的现象而言，在阿来的很多小说中都有所体现。根据申丹在《叙事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一书中对叙述视角的划分，《尘埃落定》这部小说总体上是运用了第一人称外视角，通过土司的傻儿子“我”的追忆来展现藏族土司制度土崩瓦解的历史。需要注意的是，在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之中，作者又多次使用了视角越界，采用全知视角对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述不可能看到的情形加以叙述。正如申丹所说的那样“每一种视角模式都有其长处和局限性，在采用了某种模式之后，如果不想受其局限性的束缚，往往只能侵权越界。在第一人称叙述中（无论叙述者是故事的中心人物还是处于边缘的旁观者，也无论视角来自于叙述自我还是经验自我），视角越界典型地表现为侵入全知模式”{1}。
　　例如：“十多天后，他和自己的管家走在无边无际的罂粟中间。这时，艳丽得叫人坐卧不定的花朵已经开始变样了，花心里长出了一枚枚小小的青果。他的管家端着手枪问：‘那件事头人打算怎么办？’”{2}头人和自己的管家走在罂粟丛中，而“我”是不在场的，所以根本不可能知道头人和他的管家的对话，更不可能连“端着手枪问”这样的动作都清楚得如在目前，很显然，这里是运用了全知视角。本来小说中运用全知视角是再平常不过的现象，但在这部小说中，通篇都是土司傻儿子“我”的回忆——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因此再插入全知视角，自然就只好理解成视角越界了。
　　同样的例子在《尘埃落定》中还有很多处，比如“我”闭上眼睛睡在自己的房间，却清晰地看到那个复仇的杀手披上紫色衣服杀死哥哥等情节，都是典型的视角越界。这种视角越界和小说中其他超乎逻辑、亦真亦幻的现象结合在一起，也很有魔幻的味道。如果说，这些视角越界的超乎逻辑只是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抑或者只是一种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吸收借鉴，目的是为了有效弥补第一人称回忆性叙事的不足，读者都还可以接受。但《尘埃落定》里另一些过度的“视角越界”，恐怕就难免不被怀疑那是叙事上的硬伤了。
　　比如在谈到“我”的姐姐时，前文说“每年，我们都会得到一两封辗转数月而来的信件。信上的英国字谁都不认识，我们就只好看看随信寄来的那一两张照片”{3}。但后文再次提到姐姐时却出现了与前文相矛盾的地方：“在此之前，她给我们写的信口吻都十分亲密。就比如说我吧，她在信里总是说：‘我没见过面的弟弟怎么样，他可爱吧。’再就是说，‘不要骗我说他是个傻子，当然，如果是也没有什么关系，英国的精神大夫会治好他。’”{4}前文既然说不认识姐姐信里的文字，后文怎么又出现了姐姐在信里说的内容。如果这里不是作者的失误的话，那就只能解释为视角越界，但任何技巧的运用都应该有个限度，叙事视角也不应该过度越界，一旦没有了边界，作品的说服力也就削弱了。
　　此外，在小说的最后，“我”遭父亲的仇人报仇被杀死，“神灵啊，我的灵魂终于挣脱了流血的躯体，飞升起来了，直到阳光一晃，灵魂也飘散，一片白光，就什么都没有了。”{5}到这里，连“我”的灵魂都已经消失了，但回顾却还在继续。小说到这之后却还有一段“血滴在地板上，是好大一汪，我在床上变冷时，血也慢慢地在地板上变成了黑夜的颜色”{6}。那到底是谁在回顾呢？“我”连灵魂都没有了，竟然还在回忆和叙述。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是不是阿来不知不觉犯了叙述逻辑上的错误。
　　（二）傻子视角与表达局限 在《尘埃落定》里，主人公“我”被设置为一个傻子，但奇怪的是，在文中几乎找不到主人公傻的表现。如果通读整部小说，丝毫不会觉得这是个傻子，顶多会觉得这是个思想单纯、头脑简单，甚至有着“赤子之心”的大智若愚的人物。相反，傻子不仅有不同于常人的独立见解和逆向思维，还有着罕见的好运气和令人惊异的预言能力。何况阿来以傻子为主人公，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来记叙这段历史，为了能尽可能准确客观地表现历史，阿来就不可能将主人公“我”设置成一个真正的傻子。在《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为了塑造真正的傻子，可以一连好多页地给傻子设置混乱的内心独白，但在《尘埃落定》里，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行的。那么，阿来用了什么方式来将主人公“我”塑造成一个傻子？笔者认为，不是行为，也不是思维，而是语言。但也绝不是一般作品中的那种傻子的傻言傻语，而是通过主人公“我”以及其他人的语言不断地重复“我是傻子”“你这个傻子”这样的话语来不断地强调，始终在提醒阅读中的读者：这是一个傻子。在文中这样的句子随处可见，比如，我们最开始知道“我”是一个傻瓜就是通过这种反复强调，“桑吉卓玛骂道：‘傻瓜！’”{7}“真是一个十足的傻瓜！”{8}，然后再通过“我”回忆性的语言进一步自我强调自己是个傻子，“在麦其土司辖地上，没有人不知道土司第二个女人所生的儿子是一个傻子”{9}，“那个傻子就是我”{10}。最初让读者知道“我”是傻子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的。一直到小说的最后，“我”将死的时候，作者还在用人物语言来强调“我”是个傻子，“她说：‘傻子啊，每次你都叫我伤了你，又叫我觉得你可爱”{11}，“傻子呀，你的要求总是那么荒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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