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浙江省义乌市上溪镇，离陈望道故居分水塘村很近。在我小的时候，就听我父亲说起过陈望道关心支持家乡建设的一件事：那是1973年至1974年间，村里几个知青按照村革委会的要求，利用农机厂开发生产心脏起搏器。由于知识和技术水平所限，开发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后来，听说义乌老乡陈望道在复旦大学当校长，于是派人去找他寻求帮忙，望老（即陈望道）二话不说就指派人员前来我村开展技术辅导，并把村里的几个知青骨干接到该校培训。自此，陈望道的名字就深深烙进了我的心里。
2018年11月28日，我心怀进一步去认识陈望道的念想，前往复旦大学拜访陈望道之子复旦大学教授陈振新先生和其夫人朱玉良女士，有幸与陈老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并在陈振新、朱玉良两位陪同下参观了位于上海市国福路51号的陈望道纪念馆。此行使我对其子陈振新和复旦大学师生眼中的望老有了深入的认识，心中的一些谜团也逐步打开，深切地感受到：陈望道不仅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而且是一名无比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守者和实践者。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传播者，首译《共产党宣言》全文
陈望道（1891—1977），原名参一，后改名为望道，以表达其一生追求真理寻找希望大道的志向。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修辞学家和语言学家，堪称“千秋巨笔，一代宗师”。他给后人留下的最宝贵财富无疑是《共产党宣言》首译全文和中国修辞学的经典之作《修辞学发凡》。
首译《共产党宣言》的历史重任为什么会落到他的身上？是机缘巧合，还是其他原因？
近代中国社会，在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一定发展、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尝试转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让先进知识分子们从中看到了一丝曙光。五四运动以后，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说译文陆续被介绍到中国，李大钊、梁启超、张闻天、朱执信等均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片断，但没有一个是完整的。翻译《共产党宣言》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相信马克思主义，至少精通英、德、日文中的一种语言，具有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陈望道恰恰具备这三个条件，尤其重要的是，他信仰马克思主义。
少年时的陈望道，即怀有强国兴邦富民的志向。为了实现志向，他勇敢地走出山村到义乌、金华、杭州等地求学，并联合几个有志青年在村里办学校、搞教育，进行扫盲，探求教育救国之路。后来，他看到旧中国久病成疴、积重难返，认识到仅靠教育是难以救国的。于是，他将李白《将进酒》中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两句诗抄录下来贴在墙上，并说，自己以后愿做一个无产者。他软磨硬泡地求得父亲陈君元的同意，父亲不惜变卖了一大半家产，让少年陈望道踏上了东赴日本求学之路，寻求实业救国、法科救国之道。留日四年期间，他一方面如饥似渴地苦攻学业，一方面积极参加留日学生进步社团的活动。他认为是男儿就要驾驭时代，特别是在与日本早期共产主义活动家河上肇、山川均等的交往中，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在各种思潮、学说充斥下的社会环境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到单纯实业并不能救国，还必须进行社会变革，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础。五四运动爆发之后，陈望道立即回国投身到火热的新文化运动中，受聘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大力提倡白话文，改革语文教学，成为一师风潮中的“四大金刚”之首。受旧势力集团的打压和威胁，之后他不得不离开学校回到老家。一师风潮使陈望道进一步认识到“不进行制度的根本变革，一切改良措施都是劳而无益的”，“所谓除旧布新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此时的陈望道内心已经深深地埋下了革命的种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已经基本确立。
恰好这个时候，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急切需要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全文，陈望道被历史推上了前台，受戴季陶之托，带着李大钊给的英文版和戴季陶给的日文版《共產党宣言》，于1920年早春回到义乌老家分水塘，开始了翻译《共产党宣言》这一伟大而又艰巨的工程。他花了“比平时多五倍的功夫”，终于在1920年4月底完成了这一历史性任务，“从柴屋里捧出了一轮太阳”。
《共产党宣言》全文翻译之历史重任之所以落到陈望道身上，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陈望道个人的主动选择。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外宾接待活动中，外国记者问他：当时民主社会主义、改良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各种思潮盛行，你为什么会接受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任务？他回答说：“因为我相信马克思主义。”
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我国第一个单行本的汉译《共产党宣言》于同年8月面世了，首版1000册立刻被抢购一空，到1926年底，就重印了17次。北伐战争期间，它作为革命军的必读教材，人手一册，随身携带。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面世是中国共产党成长史、中国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好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毛泽东曾在延安窑洞里对美国记者斯诺说：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有三本书，分别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周恩来在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当众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也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可以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使一大批先进分子进一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