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蒙小说中的音乐

　　摘 要：在当代中国作家中，王蒙也许是最擅长在作品中表现音乐的，他的作品仅是标题与音乐有关的就有很多。生活中离不开歌声和音乐，王蒙善于用歌声和音乐来表现生活；音乐还经常能成为王蒙创作的灵感触发点；王蒙通过欣赏音乐，体会其内涵和旋律的内在规律，用来借鉴、帮助其营造小说的结构。
　　关键词：王蒙 音乐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王蒙也许是最擅长在作品中表现音乐的，他的作品仅是标题与音乐有关的就有很多，散文如《音乐与我》《在声音的世界里》《新疆的歌》《行板如歌》《我收听了〈梦幻曲〉》等，小说如《歌神》《如歌的行板》《春之声》《致爱丽丝》《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等，诗歌如《听歌》《在吕贝克教堂听音乐》《琴弦与手指的对话》《夏歌三首》《音乐组合》等。王蒙在“季节”系列四部曲中，更是铺天盖地般地描写和表现了音乐。正如王蒙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喜欢音乐，离不开音乐。音乐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我的作品的一部分。有时候是我的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头等重要的部分。”{1}
　　王蒙是真正爱好音乐。他在音乐里不断汲取艺术营养。他说：“进入了声音的世界，我的身心如鱼得水。莫扎特使我觉得左右逢源，俯拾即是，行云流水。柴可夫斯基给我以深沉、忧郁而又翩翩潇洒的美。贝多芬则以他的严谨、雍容、博大、丰赡使我五体投地得喘不过气来。肖邦的钢琴协奏曲如春潮，如月华，如鲜花灿烂，如水银泻地。听了他的作品我会觉得自己更年轻，更聪明，更自信。”{2}在王蒙的作品中音乐与文学的关系可谓水乳交融。音乐有时是作品的表现对象，有时成为作品凸显的主题，有时音乐的结构成为作品的内在结构，有时音乐成为作者写作的灵感激活器。
　　本文主要探讨音乐在王蒙的文学作品（这里主要是以小說为例）里发挥的作用。
　　一、音乐与生活
　　生活中离不开歌声和音乐，王蒙善于用歌声和音乐来表现生活。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他动情地描写林震和赵慧文一起听《意大利随想曲》的情形。两个年轻人，一起吃荸荠，一起听音乐，然后将荸荠皮抛向院子里的天空。柴可夫斯基的这首《意大利随想曲》的曲调对作者、林震、赵慧文们来说是透明纯洁的，遥远但不朦胧，清亮而又有反复吟咏的诗情。
　　在他的中篇小说《布礼》（《当代》1979年第3期，后收入《王蒙文集》第3卷）里，主人公在新婚之夜是用唱歌的方式来回忆他们的生活和道路与过往的年代的。从1946年传唱的《喀秋莎》，一直到1951年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等。小说的描写和王蒙本身的生活场景非常相似，据王蒙的夫人崔瑞芳（笔名方蕤）回忆，1957年1月28日，他们结婚，男女双方的朋友都来贺喜。王蒙提议听唱片，首先放的苏联歌曲《列宁山》，崔瑞芳又要求放了周旋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接着又放了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和《意大利随想曲》。王蒙还唱了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最后，大家还一起唱了南斯拉夫歌曲《深深的海洋》。{3}生活是艺术的源泉，看来王蒙自己的生活中就充满音乐和歌声。
　　短篇小说《歌神》（《人民文学》1979年第8期，后收入《王蒙文集》第4卷）以维吾尔歌曲来贯穿全篇。维吾尔族青年歌手艾克兰穆爱上了哈萨克姑娘阿依达娜柯，当他体会到爱情甜蜜时，作者写道他的歌声“好像青草在欣悦地生长，好像蓓蕾在无言地开放”。当艾克兰穆失去恋人的踪影时，“抖颤和缠绵的歌声里包含着一种剑一样撕裂人胸膛的痛苦，一种蓄积深重的、压得人透不过气的忧患”。通过歌手歌声的变化，人们能够感受到他内在情感的变化。在那非正常的年代，艾克兰穆因为唱歌而成了罪人。小说主人公激愤地说：“我的罪就是——唱歌！啊，一切使人有别于驴子的东西，使人变得善良、文明、温柔和美丽的东西全不要了，剩下的是什么呢？凶暴、仇恨、残忍、贫困……”小说结尾时，作者直抒胸臆：“我想，我们的歌儿，我们的人民和民族的灵魂终归是不可战胜的。历尽磨难，艾克兰穆和他们的歌声仍然与我们同在，山高水长，地久天长。”
　　中篇小说《杂色》（《收获》1981年第3期，后收入《王蒙文集》第3卷）中的主人公曹千里生于1931年，他上过音乐附中，1949年以后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他有很深的音乐造诣。早在少年时代，曹千里就沉迷于《桑塔露琪亚》《我的太阳》以及德沃夏克的《新世纪交响乐》、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弦乐四重奏》，还有李斯特和肖邦的作品。小说中对曹千里和音乐的描写成为作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曹千里对西方音乐的爱好到了痴迷的地步。工宣队的人批评他“一脑子的斯基还有什么芬”，“远不如吃饱了睡大觉，对人民的危害性还少一些”。经过帮助和改造，他自己也似乎成了“新人”，心想应该“用钢铁铸造自己”。有时，曹千里会产生对自己青年时代的音乐生涯的“隔世之感”，产生“没有交响乐，他不是过得更好，人民不是过得更好吗？”的自嘲。小说结尾，也是小说的高潮，是曹千里破戒引吭高歌和老马四蹄腾空如风如电地奔跑起来的场面。有学者指出，这是曹千里对自以为接受了的“与世无争、心平气和、谦逊克制的生活哲学”的否定。{4}
　　王蒙的中篇小说《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收获》2000年第4期），题目就来自苏联歌曲《喀秋莎》的歌词。崔建飞先生说，除了专业人士，中国大概没有几个人在掌握苏联歌曲方面能和王蒙相比。王蒙对苏联歌曲熟悉到了这种程度：随便你点，开口就唱。{5}《喀秋莎》是“我”少年时代的序曲，主题曲《纺织姑娘》是“我”的青年。小说中写道，“我”是在《纺织姑娘》和《喀秋莎》的歌声中，感知苏联的，又是在苏联的美丽的歌声中，于1955年当上了“此地最大的一家纺织厂”“共青团书记”的，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结识了到中国来支援兄弟民族的厂副总工艺师级别的苏联女专家卡杰琳娜·斯密尔诺娃（人们都叫她卡佳）。由于政治风云变幻，“我”和卡佳有几十年中断了联系。1983年，“我”率代表团终于踏上了苏联的土地，在再次感知红场上的《纺织姑娘》《喀秋莎》时，遇上了卡佳，做客她家，爱依然情依旧，虽感叹人之苍老与世之沧桑时，却也感觉歌声好像还是如明媚的春光。1991年，72岁的卡佳“随苏中友好协会的代表团来华访问”，虽然卡佳由于旅途劳顿而“显得特别衰老憔悴”，但她还是“吐气如兰”，脸上始终绽放着春天般的灿烂笑容。小说中写道：“我们的青春是高声歌唱的青春，我们的革命是高声歌唱的革命，再没有什么革命像我们的革命一样焕发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曲。”最后，“我”得出结论：“青春会逝去，友谊会碰上难测的政治风云，口号会生锈，连爱情也会衰老，更不要说千篇一律的性啦。只有歌声，永远与太阳同在，即使沉寂，立即重现光辉。明媚如春光的歌声就是牢不可破。”歌曲，尤其是苏联歌曲成为这部中篇小说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犹如“季节”系列四部曲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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